新闻中心

　　一个春光明媚的午后，记者如约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世英先生家中拜访。虽已是耄耋之年，但张先生依旧精神矍铄，温暖的笑容犹如午后和煦的阳光。落座后，张先生娓娓讲述自己的治学生涯。

　　为求知而求知

　　1921年，张世英出生于武汉。父亲是中小学教员，在他八九岁时便教他习读《论语》、《孟子》等名篇。父亲尤其推崇陶渊明，不仅让他熟记陶渊明作品，并告诫他要不慕荣利。

　　张世英自幼喜好独自沉思，他既思考人为什么活在世上，也好奇宇宙之外究竟是什么。在接触古希腊哲学思想后，他认为只为追求真理而不为功利的忘我境界正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讲的“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是科学自由的精神。

　　张世英说，“不为名利所束缚方可获得真正的自由。有的人一心只追求物质享受，内心很浮躁，其实是最不自由的。”

　　虽起初不问世事，但受现实触动，张世英深感要救亡图存、改变现实。“那时的年轻人大多想的不是如何赚钱，而是对人生、对国家存有很多理想。”因此，在考大学报专业时，他放弃钟爱的理科，选择了自认为可“经世济民”的经济专业。

　　1941年，张世英被西南联大经济系录取。然而，张世英不久便发现，会计、银行、货币等并非自己所喜欢的学问，因而转入社会系以研究社会问题。在社会系读书期间，他在贺麟的哲学概论课上初次接触黑格尔辩证法。贺麟以荷出污泥而不染为例讲述对立面的统一，张世英听后很受触动，认为这正契合自己的“清高”思想，因而转入哲学系。

　　走出象牙之塔

　　在哲学系读书期间，张世英专心学术。1945—1946年即将大学毕业之际，昆明的学生运动正蓬勃发展，张世英面临是继续不问政治还是投入现实的选择。正在这时，他结识了思想进步的中文系同学彭兰，二人渐生爱慕之情。彭兰是闻一多先生的得意门生，之后闻一多先生约见了张世英。

　　“闻一多跟我讲，现在我们要面对现实，不能再在象牙之塔里一天到晚搞那些脱离现实的东西。”张老铿锵有力地复述着闻先生当年的话。他说，闻先生送他出门时，告诉他“要走出象牙之塔”。于是，他开始关心现实，参加学生运动，逐渐走向进步。

　　“走出象牙之塔的方向是正确的，人不能够脱离现实，搞学问需要联系现实。但现在的学术界又过于现实，我希望今天能从象牙之塔里借来一点清风吹散当今学术界的乌云。”他对学术界提出如是殷切希望。

　　张世英告诉记者，每个人都要过现实的生活，但有些人沉迷于现实，有些人却能超越现实，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哲学是玄虚的东西，但它可以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指导我们的人生。“面对现实，超越现实，这正是哲学最大的意义。” 他补充道，“我学习黑格尔哲学最大的收获就是辩证法。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讲的是辩证的否定。面对现实又有所超越，这就叫作辩证的否定。”

　　推动中国文化自我创新

　　通过中西方哲学比较研究，张世英的哲学思想也经历着变化。第一阶段，他由西方古典哲学逐渐转向西方现当代哲学，并结合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思想进行研究，由过去重抽象的理念世界转而重具体的生活世界，强调要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基础上，吸取西方的主客二分，自我独立的精神。但他更多地强调要超越西方的自我，避免西方自我主义的弊病。其所著《哲学导论》一书中就体现了这一思想。

　　而第二阶段，张世英深感中国传统的“互倚型自我”根深蒂固，强调自我主体性颇具现实紧迫性。因此，为补救《哲学导论》之不足，于2013年出版了《觉醒的历程：中华精神现象学大纲》一书，强调中国人需有独立的自我意识，从而使中华思想文化进一步获得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总体而言较注重实用性，追求真理往往出于服务现实的需要，较缺乏古希腊人为求知而求知、科学自由的精神。中国应多汲取这种精神，只有如此，方能提出有深度的科学理论。”张老强调道。

张世英告诉记者，他进行中西方哲学对比研究，是希望中国文化能够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以更新更好的姿态“走出去”。中华文化要向前发展，就要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向前提高一步、超越一步。如果一味地吹捧传统文化，意图将过去的东西原封不动地加以恢复，中国文化将无法发展。中国文化要“走出去”，除了将传统文化翻译、介绍出去外，更重要的是进行自我创新，推出新的独创性理论与世界对话，唯有如此，中国文化才能更自信地走向世界。（姜红）

　　转自 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2014年5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