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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首映礼现场。

水木清华，无问东西。纪录电影《大学》已于7月9日上映。该片以清华大学为拍摄对象，摄制团队用了长达3年的伴随式纪实拍摄，超1000小时的素材时长，提供了一场“沉浸式”的大学生活体验：最初进入校园的新鲜和喜悦，大一新生的雨中军训，传道授业的百人大课堂，第一次和异性亲密牵手的校园舞会，毕业选调时的何去何从……以当代中国大学生比占全国人口比重10%而计，至少亿万国人能从这部电影中感怀自己的葱茏岁月，重温人生四年大学生活的青春年华。

在今年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清华大学已经度过了自己110周年的校庆日。对于这样一所和开启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辛亥革命同年的高等学府而言，可书甚至值得大书特书人物和事件不要太多，而作为一部致敬110周年校庆的纪录电影，《大学》把着力点放在呈现四位清华人的鲜活人生，采用纪实的手法，呈现他们不同的人生境遇与价值选择，从而传递大学的精神和使命，无疑更具故事性与代入感。

《大学》剧照。

该片导演之一的孙虹，本硕博都就读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作为第一个介入项目的导演，她介绍说团队花费三年其实就拍了一件事，“片中的四位清华人，一个是新生要入校、一个是毕业生要择业、一个是留学老师回国入职，一位是老教师要荣休，他们都处在个人人生选择的十字路口。”该片监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就此解读道，电影选择“大学精神”来展现的缘由，在于“大学的精神，一定是体现在人身上，所以电影选择了四个看起来普通、但是不平凡的老师和学生，从他们身上来传达清华的精神，传达大学的精神。

《大学》剧照。

电影片名“大学”二字，由现年107岁的蜀中作家、老学长马识途（1945届西南联大）挥就，而《大学》英文片名则是“The Great Learning（大学之道）”，其所对应的自然也不仅仅局限于一座清华园，出典在儒学经典“四书”《礼记·大学》中的开篇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跟我会有相同的感受，那就是大学是塑造和定义一个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最重要的阶段。每当我有机会反思自己当下的生活的时候，都会深刻地体会到毕业后的每一个选择和决定，都有着来自大学时期的烙印。于是我开始对大学好奇，它究竟是如何润物细无声地去影响着当代青年人的？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有幸能够回到母校拍摄，希望通过记录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寻找答案。”孙虹说。近日她在北京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

孙虹

【对话】

学院派气质，也在意观影体验友好

澎湃新闻：首先想请你介绍下《大学》的承制方清影工作室？我注意到它就坐落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三楼，之前还推出过《喜马拉雅天梯》和《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纪录片。

孙虹：清影（工作室）脱胎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影视中心，今年正好也是我们影视中心成立20周年，5月份时刚刚过完纪念日，当时也把《大学》做了内部放映。清影工作室其实就是在影视传播中心下面由师生和校友一起共同创作的平台。在我们读书期间有很多电影课程，去教大家怎么去拍片子，比如我的导师雷建军先生，他就会给研究生开一门“影视人类学”的课。我们去做纪录片其实很像人类学家做田野调查，强调如何进入现场，并做到客观的记述。

《大学》剧照。

澎湃新闻：能不能就此次拍摄的经历，介绍下你们如何进入现场并客观地记述？

孙虹：对于拍摄对象来说，摄影机其实是个“外来者”，当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文化情境当中的时候，最好把原来的那个自我悬置起来，相当于把自己放空，尽可能地用拍摄对象的想法和方式去理解、记录下在他们的语境中，如何解决他们所要面临的问题。人类学对我们的最大的影响可能也是在这些方面，就是一定要去贴近拍摄对象，进而建立起良好的交流和信任关系。其实在纪录片里，从成片就能看到拍摄者和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成片里基本上是暴露无遗的。

《大学》剧照。

澎湃新闻：你提到长期跟拍，如何让拍摄对象可以忽略掉摄影机的存在？

孙虹：对我来说比较大的挑战可能是要跟拍摄对象保持一个十分紧密但又不会过分打扰的关系和状态。因为纪实拍摄始终会给拍摄对象带来一定的影响，但纪实拍摄又需要长时间地跟拍才可能获得真实而鲜活的素材。如何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尺度和分寸，是对纪录片导演最大的考验。

我们用了很多方法让拍摄对象在镜头前展示真实的自己，比如在前期拍摄的时候，会非常密集地把摄影机就放在他们旁边，让他们意识到身边随时随地就有一台摄影机在拍摄，同时让他们周围的人也能够适应这样的拍摄环境。一段时间后，拍摄对象会对我们产生一种信任感和熟悉感，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他们不会在意说原来有一群人在观察记录，而是该干嘛干嘛。

对于拍摄者来说，都会希望捕捉到一些拍摄对象忘我的状态，特别是在一些紧急的情景中，或者作出关键选择的时刻。比如说蔡峥在一次论证会上已经紧张到快语无伦次了，就特别逗，你能感觉到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事务中，根本意识不到我们的存在。还有就是宋云天决定去河南农村做一名基层干部的晚上，他真的是熬了一晚上，一直在打电话，凌晨四点的时候摄影师差点就睡着了，还是完整地拍下他作出决定的瞬间。这样的瞬间错过了就不会再来，而这恰恰是纪录片最宝贵的所在。

《大学》剧照。

澎湃新闻：个人观看《大学》的感受而言，我觉得它既不脱学院派气质，同时又具有一种愿意同社会公众积极对话的态度。

孙虹：没错，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是我们拍摄纪录片时的两个关注点。清影过往出品的片子几乎都是一些长时间的跟拍，用电影拍摄的方式去客观地记录，尽量让拍摄对象不受到摄影机的干扰，呈现出生活本来的样子，这是我们一直以来非常喜欢和坚持的纪实风格。但在做后期剪辑的时候，我们还是希望通过作品去和最普通的观众对话，会尽力避免一些特别作者化或者个人化的表达方式，说白了，不希望大家看完了说看不懂（笑）。《大学》从立项之初，我们就希望它最终是通过院线和观众见面的，自然也非常在意观影体验是否友好。

“先天优势在于不用做长期田野调研”

澎湃新闻：具体的，你如何定义这种“观影体验”？

孙虹：我觉得无论是清华还是非清华的观众，都可以在影片中找到青葱年少时的自己，回想自己的大学时光是如何度过的，可能分外精彩，也可能因为虚度而遗憾。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影片中这些人物的故事，他们面临困境时的选择和坚持，能够带给观众更多面对生活的勇气。

澎湃新闻：本科就读在清华，你同母校间起码有十年相伴的缘分，这种置身其间，身为一份子的经历，为你此次作为导演领导拍摄带来了哪些优势？

孙虹：最大的先天优势在于我们这一次不用做长期的田野调研，因为本身就读生涯的经历，相当于在此做过田野调研。如果我们去拍摄另外一所大学，前期就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理解和体验他们的校园文化，这种考察可能会涉及到方方面面，要花掉很长的时间，现在作为“局内人”的视角来拍自己的母校，自己的校园文化以及特质在哪，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澎湃新闻：在你看清华的校园文化关键词是什么？

孙虹：我想这首先要提到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拍完《大学》我才对校训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自强不息实际上是讲个体在面临困境的时候，个人的选择和个人的态度，厚德载物其实指的是一个青年人不能仅仅是独善其身，而要为了更多的人着想，也就是“兼济天下”。拍完《大学》，我觉得校训还是挺辩证的。

澎湃新闻：熟悉，或者说过于习以为常，会不会让你们的镜头缺乏新鲜感？这点上要如何克服。

孙虹：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我们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解决的方法就是做到既在其间，又能跳出其外。《大学》在清华大学建校110周年之际推出，年份虽然特殊，但在拍摄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对母校抱着一种仰望的态度，而是想呈现究竟一所大学是怎么影响到每一个人的？这是我们拍摄《大学》的立意。对于每一个读过大学的人而言，在他的人生中，这段经历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他们会遇到哪些问题，有什么样的困惑，又是如何去成长的。

澎湃新闻：看完《大学》、非常感动的一点是，你的镜头抓住了清华人身上的一种特质，在我看来那是一种“静气”。

孙虹：我想清华人身上会有某些共性，但每个个体的气质还是不尽相同，比如片中天文系的蔡峥老师，他身上有一种积极任事的态度，而荣休院士钱易奶奶身上、包括学生会主席宋云天身上则是一种温润如水的感觉。清华并不是一个的标签，我特别欣赏他们的地方在于行胜于言，做一个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不会只是嘴上说说或者半途而废。

“把他们的音容笑貌留在片中，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澎湃新闻：能否再具体讲讲如何将片中四位人物故事的动作线融合在一起？

孙虹：每一个人物在展开故事的时候，我们都特别强调叙事性。其实整个片子的结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晰的，每个人物都有一小段故事，去做主要的核心事件和目标的交代。这几个人物基本上在影片前半部分轮番出场，同时在人物的出场与出场之间，也设计了一些转场，来体现清华校园整体的环境，把个体和校园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观众会看到很多大师的课堂，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

澎湃新闻：近些年有不少反映西南联大的纪录片，很多清华大学的老教授、大学问家的事迹都很令人感动。《大学》里四位主要人物，钱易老师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片中有处细节讲到她的父亲就是国学大师钱穆先生。

《大学》剧照。

孙虹：清华大学的宝贵之处就在于我们有特别多的老教授和老院士，记得邀请钱易奶奶的时候，她是最后一位答应出镜的。她非常的低调谦和，总是说自己身上已经有太多瞩目之处，不希望将镜头对准她。她越是拒绝我们，我们就越是不希望放弃，她身上亲和低调，就是清华人知行合一，行胜于言的体现。最后我们把所有想说的话手写成一封信，放在她的信箱里。信中说拍摄她并不仅仅是拍摄她一个人，清华这一辈的老先生都非常值得尊敬，通过介绍她的故事，进而辐射到那些她的同辈或者更年长的老先生才是我们的初衷，我估计她是看到这句话才有所触动最终答应了下来。《大学》中我们还拍了不少老先生，从他们的言行中都能够看到那代人的高风亮节，特别的有几位拍摄对象这两年已经过世了，能把他们的音容笑貌留在片中，我觉得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澎湃新闻：作为一部致意110周年校庆的纪录片，我个人对片尾字幕阶段出现的历史图片也非常感兴趣，谈谈这部分历史图片上你们择选和呈现的标准。

孙虹：虽然我们拍摄的是一个当下的清华大学，可清华110年的历史积淀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1923年，梁朝威、余绍光先生在《清华周刊》里就说过这样一句话，“清华学校与将来中国之命运，实有莫大之关系。”历史上，清华大学和祖国的发展与进步，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完全绑在一起的。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看到过往清华大学为推动国家的进步起到的一些作用，就选取了不少历史照片和文字，前辈们的事迹在我们今人看来依旧非常感动。

林林总总、方方面面，都能看出他们是胸怀“大我”的人，是行胜于言的人。这里面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蒋南翔校长，也是我们的老学长（1932年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1952年，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在救亡图存的年代提出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振聋发聩。新中国成立后，他作为校长对毕业生提出了一句朴实无华又充满信念的号召，“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这两句话其实就反映了清华人的特质，胸怀天下却不尚空谈，抱负很宏大，关注的事情都是具体而微的。这也展现了清华大学的体育传统，比如清华本科生体育课不及格是不能毕业的，而且去年还加上游泳课不达标也不准许毕业。从我入学起，就记得每年“马约翰杯”学生田径运动会开幕式上，都会出现一个方阵——全部由已经毕业了50年的白发苍苍的校友组成。每当看到他们精神矍铄地从运动场上走过，大家都会特别激动，敬佩他们真正做到了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