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祖道学长摄影60年回顾展10月18日至12月12日在北京明天艺术中心举办,展览以四部分清晰呈现出张祖道学长60年来的摄影脉络:
一.京冀留痕——194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镜头里的清华园、北京城与河北怀来;
二.鄂川行脚——1956年底至1957年初陪伴潘光旦赴鄂西南、川东南地区考察土家族情况的照片;
三.江村纪事——1957年5月、1982年1月以及1990年代随费孝通数次访问开弦弓村的摄影记录;
四.名流众相——1950、1960、1980年代的中国文艺界名人影像。
京冀留痕
1945年1月,张祖道考入西南联大的先修班(预科),开始接触并喜好摄影。抗战胜利后,1946年恢复了北大、清华、南开大学,他于同年11月到北平进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继续学业,用节省下来的生活费买了旧的蔡司韦尔塔相机,拍摄校园生活、学生运动和老北平的风光习俗,还和同学组织过周末摄影社。
清华图书馆本来有一些和摄影有关的书籍,日寇侵华时,把很多书都抢走了。那时的张祖道手头拮据,只能到东安市场旧书摊买一些旧杂志学习,比如《柯达》杂志和1949年前在上海出版的《中国摄影》杂志。据张祖道回忆,那些杂志上的照片基本上是一些悠闲的风光、小品,与他的兴趣相距甚远,他只注意学习杂志上介绍的拍摄技术。张祖道和身边的几个同学最关心的还是反对内战、国家的兴亡,他拍得最多的是清华的学生运动,这些照片后来在学校做了展览。有个高年级的学长找到他,建议他要多从艺术上下功夫,他给张祖道看照片,一张是残荷,还有是大礼堂里一缕光线照射下空荡荡的座椅,都很漂亮,张祖道客客气气地感谢他:我一定好好学习,但是现在我的胶卷有限,我还是想先把眼前的这些情况记录下来。
张祖道在西南联大接触摄影时,正置身于抗战的大环境,和许多有志青年一样,很关心国家的命运前途,想改造制度、改造社会,所以他选择了社会学专业,就是想多了解人、了解社会。这个想法必然深刻地影响到张祖道的摄影观。从事摄影60年至今,他对摄影的看法也没什么大的变化,他的原则就是不干涉人,不干涉被摄对象,他要从他们的活动中选择时机,来表达他们。他曾经说过:“我不会因为某个人长得漂亮、胡子长得长就拍,我总是因为那个人做了什么事,和别人有什么样的关系,我才去拍。”
社会学专业对于张祖道的摄影是非常重要的基础,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摄影是观察、调查、见证事物的方式,社会学的调查态度就是老老实实,看待事物需要从正反、矛盾和效益入手,尽量详细、全面、客观。这两者之间有共通的地方,也能相互帮助。从这个基础上发展,就是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拍照。”
从这些1940年代至1960年代拍摄的清华校园情形、老北平风土人物以及河北怀来下放生活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看到张祖道摄影之路的轨迹。
清华大学女子排球队。1948年
当年的清华园既平静,又激烈。张祖道使用的照相器材是很简易的,但作品却显露出了大家先声,无论是体育活动、校庆联谊、建筑风貌,还是游行集会、示威抗议,敏锐不失沉稳,平实而又壮阔。这些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观察视角、取舍考量、拍摄方式,有时代、历史、摄影记录特性这样的大意识背景,也有在其中出自个人性情的小小周旋,小小的自得其乐。这样的风格贯穿了张祖道60年的摄影生涯,这样的心态帮助他支撑他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一路走来。
作为社会学专业二年级学生,1947年的张祖道和同学们一起,在老师带领下,每个周末都要走出校门去上社会机关参观活动课,北平的警察局、聋哑人学校、监狱、女工编织厂、天桥,等等。这对于张祖道来说,既可以观察了解人与社会,也是提高锻炼摄影技术的好机会。他和另外两个同学组成了周末摄影社,除了课业的需要,还以收取成本费的方式为其他同学拍摄照片。天桥的杂耍把戏、琉璃厂的庙会、雍和宫的喇嘛教打鬼节,这些生动有趣的画面都留在了张祖道的底片里。在这些作品里,张祖道充分展示了他对于普通人的关注,颠沛流离的青少年生活、扎实的社会学教养、风起云涌的时代环境,普通人在命运中演绎的人间情义、卑微梦想、生存欲望、灵魂悸动,定会在他的内心深处由个人经验出发,推而广之,至大至宽至远。
北京北海公园东门的儿童乐园。1955年
1958年,反右运动刚刚过去,一百多个文联和作协的知识分子被下放到了河北怀来农村,张祖道也是其中之一。当地提出要求这些文化人帮助筹办舞蹈学校和报纸。由于他会拍照,就成了新《怀来报》的摄影记者。说是脱产拍照片,但是张祖道的辛劳一点也不比那些下地干活的人少,那地方大部分是山区,交通非常不便,《怀来报》一周出版两期,张祖道得爬山涉水不停拍照,方可完成任务。严酷的政治氛围和艰难的生活工作环境,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拍摄了大量的照片。这些照片一如既往地充满了对普通人的礼赞,对劳动的敬意,对生活的憧憬,对理想的肯定。
变化的是外在的环境,不变的是摄影家内心的信仰和力量。从刚刚开始摄影所拍摄的校园生活、学生运动、北平风情,到1956年陪伴潘光旦老师赴鄂川地区考察土家族情况,再到1957年随费孝通老师调查访问江南开弦弓村,以及1958年的下放生活,直至今日,张祖道始终没有停止对人的关注和凝望,始终没有丧失对摄影本质的理解和把握。
鄂川行脚
1956年11月25日至1957年1月31日,张祖道作为《新观察》杂志的摄影记者陪伴其师潘光旦先生赴鄂西南、川东南地区考察土家族情况。潘先生当时是用他全国政协委员身份可以调研的机会,时隔半年再赴土家族地区考察。张祖道的照片,展现了土家族人原汁原味的生活,汲水、喂猪、赶场、筑堤、喊号子、抽闷烟、跳摆手舞、唱薅草歌,真实、自然而生动。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照片见证了潘光旦作为一个著名学者,在国家确认土家族为单一少数民族的要紧关头,所表现出的严谨负责的态度;见证了潘光旦这样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在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前,最后的、仅存的安宁时光。
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展了一项前所未有的社会工程——民族识别。自1950年起,国务院拨出专款,从中央到地方的民族事务机构组织了大批专家进行该项工作,识别工作从1950年直至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国家法定确认的少数民族有55个。
土家族的民族识别工作经历了复杂的认定过程。在历史上,生活在湘、鄂、川、黔四省交界的土家与苗、汉在外界社会看来是没有区别的。1951年,中央民族访问团湖南分团到湖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访问时,一般性地调查了土家人情况,土家人再次要求确认为单一的少数民族。1952年12月,中南局和中南行政委员会派中南民委语言学家严学宭到湖南湘西土家人聚居的龙山、永顺、古丈、泸溪等县进行调查。1953年9月,全国政协民族工作组组长、中央民族学院教授潘光旦从大量文献中,摘录了3万多张有关土家和南方民族史料的卡片,结合实地考察,撰写了《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一文,认为“土家不是瑶、苗、汉,而是历史悠久的单一民族”,这篇文章以丰富的史料、确凿的论据阐明:土家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古代巴人后裔的一支最单一民族,这个结论,至今仍是土家族来源的重要依据。同时,国家民委组织中央民族学院汪明踽等专家学者组成的调查小组到龙山、永顺和保靖等县调查土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和土家语等情况。1954年初,汪先生写出了《湘西土家概况》。调查组回京后,语言学家王静如根据调查的材料写出了长达42000字的调查报告《关于湘西土家语言的初步意见》。1955年,国家民委在京召开了土家民族识别研讨会。1956年五六月间,中央又派调查组进行实地调查,潘光旦到了吉首、龙山、永顺、凤凰、保靖、古丈等地听取党政机关汇报16次、召开座谈会5次、个别谈话30多人,向中央政府呈送了《访问湘西北土家报告》,刘少奇亲自批示责成国家民委组成中央土家识别调查小组,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土家民族识别调查的最后冲刺。同年8月,潘先生向中央呈报了《关于土家问题的调查报告》,10月,中央政府同意确认土家为单一的少数民族,并要湖南省写有关报告,以便正式下文批复。中共湖南省委于1956年12月8日上报了《关于请示批准土家为一个民族的报告》,抄报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党组。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957年1月3日发出统发电570号电文,正式确定土家为单一的少数民族。1957年3月15日,《光明日报》向世人宣布:土家族分布湖南、四川、贵州、湖北交界的山区。1957年3月,向达、潘光旦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作了题为《湘西北、鄂西南、川东南的一个兄弟民族——土家》的联合发言,经过6年的艰苦调查、识别和确认终于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社会系学科被撤消,潘光旦遂从清华调入中央民族学院,主要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的研究,他对于土家族识别的成果是对国家做出的特殊贡献。土家族地区全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大山区,即便是身体健壮的年轻人爬山、下山时,都不能穿草鞋,走路时,脚趾头还要勾着钻入泥内,手还要攀着树干走。潘光旦左腿有残疾,平地上走路都要拄拐杖,为了土家族识别钻山入林,让人感动。就在此次鄂川考察之后不久,潘光旦先生被划为右派分子,是人类学、民族学界著名五大右派之一。他的“罪名”之一竟然就是所谓“破坏民族关系”,他在土家族民族识别中辛勤而杰出的工作竟然成了罪行。1967年,潘光旦含冤离世。
张祖道在此次陪伴潘先生赴鄂西南、川东南地区考察土家族情况期间,拍摄了约300张照片,这些照片大部分上交了单位,都写了总体概述以及每张照片的说明文字。令人痛惜的是,这些底片在以后都遗失了。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是张祖道自己保管的少量照片,所以就更显宝贵。
江村纪事
1936年费孝通先生到苏州吴江开弦弓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访问调查,据此他于1938年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完成了博士论文《江村经济》,英文名就叫Peasant Life in China(中国农民的生活)。人类学功能派权威布·马林诺斯基教授(B.Malinowski)1938年10月15日在序言中评价:“我敢预言,费博士的这本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它让我们注意的并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此书虽以中国人传统的生活为背景,然而它并不满足于复述静止的过去。它有意识地紧紧抓住现代生活最难以理解的一面,即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 “江村”就是费先生给开弦弓村取的学名,它是观察和研究中国当代乡村社会生活的一个窗口,被誉为“中国农村的首选标本”而名扬海外,被中外学者关注至今。
《江村纪事》
费孝通先生当年的调查发现: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收入降到了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要的程度,而“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费先生推而广之,中国“成千个村庄,像开弦弓一样,事实上已经被入侵者破坏。”
晚清启动现代化进程以来,现代化“弃儿”的中国农村和农民,一直在衰败和危机中挣扎。衰败或是复兴?中国农村在现代化前面临着哈姆雷特式的难题。而当时有人把目光盯在土地问题,认为农民问题的核心是不合理的地权关系。经过调查,《江村经济》提出了一个创造性观点:以恢复中国农村企业(副业),增加农民收入来解决中国的农村和土地问题。“让我再重申一遍,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措施。”
1940年代就读于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张祖道,师从潘光旦、费孝通先生。张祖道1957年5月和1982年1月以及1990年代随费孝通先生数次访问开弦弓村,他用相机记录了这个江南水乡小村从1950年代从事农桑到1990年代推进工业化的变迁过程。
1957年春,正值合作化的高潮,反右的前夕,延续千年的家庭劳作方式正转向集体生产体制,土地制度、世道人心、经济体系都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期,只是传统的生产景象还没有完全改变。时隔21年,费孝通重访江村调查发现:1936年水稻平均亩产350斤,合作化后,1956年达到了559斤,农业增长61%,但从村干部那里得知,有人感觉日子没有21年前好过了。费先生毫不含糊地提出了自己的判断:问题出在副业上。合作化后,由于区内分工和地区间的分工体系的破坏,整个桑蚕生产破坏了,“1936年,副业占农副业总收入的40%多,1956年,却不到20%”农民的收入是下降的。1957年6月1日,《人民日报》正面报道了费孝通重访江村的主要观点:要增加农民收入,光靠农业增产是不行的。然而,风雨突来,转眼间,费孝通被批判为“恶毒攻击政府忽视副业生产”。 直到1981年,在此期间,费孝通没发表过任何学术作品,饱受了人间屈辱。
到了1981年末、1982年初,这又是一个转折时刻,人民公社行将消亡,联产承包呼之欲出,社会大变革的序幕即将拉开。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时发现:1930年代见到的养羊和养兔,已经成为家家户户经营的副业,家庭副业加起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费先生看到了工业和副业的重要区分,认为在农业经济的新结构中,发展前途最大的还是工业。他在学术界第一次对苏南自发出现的“草根工业”给予高度评价,他提出,今后中国经济的特点就在“工业下乡”,他的思考自此开始沿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向延伸:社队企业向乡镇企业的转变;与农村工业化相伴随的城镇化问题。
费孝通先生访问江村多达27次,张祖道5次随同恩师前往。1957和1982年这两次访问和影像极为紧要、珍贵,因为这是对两个有转折意义的时段的文献式记录。集体时代的开端和结尾,我们可以从张祖道这些建立在社会学严谨理念基础上的朴实影像中,看到历史节点之间中国社会的对比和变化。
名流众相
有人说,好的摄影就是把焦距对准名人。没有多少人真正理解这句话。
张祖道先生自1952年起担任《新观察》杂志摄影记者和编辑,以后长期从事这样的工作,因此有机会接触、观察和拍摄各种各样的人物,其中就包括了众多的名流。
作家、诗人郭沫若(左二)带领文联慰问团看望下放干部,郑景康(右三)为其留影。1958年
在张祖道的家中,他一张一张给我看照片,齐白石、梅兰芳、刘开渠、华罗庚、宋庆龄、王光美、梁思成、林徽因、沈从文、张兆和、王朝闻、艾青、徐迟、郭沫若、冰心、臧克家、傅抱石、吴祖光、曹禺、巴金、黄永玉、刘白羽、程十发、常香玉、丁玲、陈荒煤、阳翰笙、高士其,等等,都是声名卓著的人物。
现在展出的这些照片,当年是不太符合发表、刊登的标准和要求的。张祖道告诉我,当年的要求是比较严肃的标准照,开会、发言、写作、看书、握手什么的。张祖道的内心对这些要求是有所保留的。当然,他肯定会去认真努力拍摄符合要求的照片,交出去,这是工作,是职责,但可能不是他真正喜欢的。
戏剧家曹禺在第四届戏剧梅花奖颁奖大会上。1987年
而我们如今看到的这些作品,人物形象确实不那么高大、凛然、超凡脱俗。张祖道天性里头,似乎就有些与这样的形象投合的东西,这是一种良善、谦虚、淳朴和放松的东西,它们忠实于自己的所感所思。这些作品并不企图去映照一个大世界,却建设了一个个小世界。张祖道没有什么雄心,要使得他的这些照片成为历史的瞬间,他很甘于平凡地,将他的小世界垒好就是。却能看出他的用心,燕子衔泥似的,一口又一口。张祖道不存奢望,要高瞻远瞩,他只是将目力所及范围内的对象看熟,看到他们的处境,看到至亲至近,在他来讲,这就是摄影。
这些个小世界,是独立的,却不一定是孤立的。这也是摄影最重要物质之一,那就是它不是天上掉下来,也不是石头缝里蹦出来,它一定与我们的人性有关。这是摄影的入世特质,它不是虚无的产物,这是因它的现实材料所决定的。无论你如何予它以反常的面目,它终是人间的心。
这些个小世界,有些散淡,可是我们联系它们拍摄的日期看,几十年如一日,我们会惊异于它们的完整:从来都是老实本分,从来都是不耍滑头,从来都是不炫技巧。其实这里是需有自信和定力的,这也是他自己的规矩。
这些个小世界,它们是以温和的态度表达出来的。而且,很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真正的好摄影家的镜头里,都会有这种很柔软的情绪流露。这种情绪注入在作品里,使它们的边缘呈现出一种接受而不是拒绝的形态,似乎随时可以张望到时代的背景,却终如一个闪亮的斑点般轻轻略过。如果张祖道是那种太想说什么的摄影家,也许我们会与这些闪亮的斑点失之交臂。面对这些照片,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它们每一张都很好,是有窗口的小房子,你可以不朝窗外看,可是有窗口和没窗口就是不一样。
董存瑞烈士的父母在河北怀来县家中。1958年
把焦距对准名人,这是考验。这些个小世界,才是张祖道最体现其自身性格的照片。
来源:世艺网 2008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