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吕绍宗

冯至(1905-1993)，现代诗人，翻译家。1939至1946年任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德语教授。1964年9月由北京大学西语系调任现属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

说来汗颜，从1964年外国文学所成立时冯至同志出任所长，到他1982年改任名誉所长，再到1993年逝世，我都没有离开外文所，但我却不敢说我“知道冯至”。就像与故宫终生比邻的街道大爷，未必敢说知道故宫一样。

岁月过于久远，不知蒙哪位盛情，拍下几乎整整半世纪前外文所的这两张照片。一张（见图）上，中排坐着冯至、苏联组组长叶水夫与老翻译家杨仲德、袁可嘉、方土人。后排站着负责文艺理论译丛的陈燊，还有童道明、吕同六、文美惠几位学者。我席地坐在前排。另一张上，袁可嘉、文美惠、吕同六半蹲前面，冯至、水夫、陈燊和我站在后面。旁边是正在吐穗的麦田。1963年毛主席下达要研究外国的指示，1964年9月外文所正式成立。不数日，又根据中央指示到安徽寿县“四清”。1965年6月四清结束前的暮春，冯至和我们拍下这两张照片。由于建所伊始匆匆下乡，这该是冯至和外文所同事留下的最早合影。

1965年外文所在安徽寿县古堆大队参加“四清”时摄，第二排左三为冯至

四清结束时所里大部分同志回京，我们1964年进所的几个大学毕业生留下“劳动锻炼”。冯至同志给我们留下一把新气儿未下的黄油布伞，说“吕绍宗，在农村下雨还用得着，留下吧”。这伞当时很贵，得5块钱，我们自己是舍不得买的。临走事情那么多，所长还想着留下的年轻人，我们很感激。

一年劳动锻炼结束回所后，我向冯至同志汇报我们几个人一年的心得体会。我们是和文学所同志们结伴回京的，他们由经验丰富的同志带队，路上一切全仰仗他们，还随他们一道参观了曲阜“三孔”、济南趵突泉、天津水上公园。汇报时我很担心领导批评我们路上“游山玩水”，不料听完汇报，冯至同志高兴地说：“你们表现很好。路上开开眼界，长长见识，也很好。”这是我第一次向冯至所长汇报，此后每天上班都能见到他。

所以过去如果有人问“你知道冯至吗”，我肯定会脱口而出，说“知道，知道”。可现在我却不敢说。譬如鲁迅为什么赞扬冯至是“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朱自清为什么说冯至的“叙事诗堪称中国独步”？再譬如，周扬为什么说“冯至同志学贯中西”？再譬如，郭沫若在德国文学方面本就不乏建树，但凡遇各地请教却常常拜托冯至教授作答，冯至同志怎样的造诣赢得郭老如此信任？再譬如，毛主席读了《新观察》连载的冯至的《杜甫传》，紧握冯至的手说：“你为中国人民做了件好事。”毛主席何以对冯至评价这么高？这些问题我都不知如何回答。

不过不知者，也非我一人。真能从各方面说透冯至的不多。之所以这样，一方面自然是自己知识浅薄。另外也因为冯至处事一向低调，不事张扬。下列几事，也许可见证冯至的淡泊名利，低调为人。

一、谢绝各类荣誉头衔

1990年我国要出版《中国各民族文化百科全书》。在遴选社科院范围的顾问人选时，负责全书编纂工作的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所长王平凡首先想到了冯至，但征求冯至意见时，冯至却十分诚恳地说：“平凡同志，我们一起几十年了，我当顾问不合适，我觉得自己知识不多，‘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我觉得很惭愧。”冯至谢绝王平凡的热心推荐，听了让人意外。1964年创建外文所，冯至出任头一任所长时，王平凡出任副所长兼党总支书记（后改为党委书记）。两人几十年的交情，感情深厚。尽管如此，但当王平凡请冯至出任《中国各民族文化百科全书》顾问时，冯至还是难以领情。因为他觉得“我的知识面也没那么宽广”。这让人想起季羡林辞“国学大师”的称呼。冯至的民族文学知识，季羡林的国学知识，也许都不在常人之下，但那并非他们的长项。冯至认可的头衔都担负着沉甸甸的责任，如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主编、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不尽力、不担责任的称谓他不要，他说：“如今有些人注意职称和头衔，我却讨厌这些。我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作品和工作，而不在于什么‘主任’，‘顾问’，‘理事’等空头职称。”

冯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87年外文所德国文学学者韩耀成陪冯至去德国，接受各国国际交流中心授予他1987年艺术奖，行前做名片时，冯至只同意印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一职，因为这标明了他所在的工作单位，甚至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称谓，都是在劝说之下他才同意填上的。在给一位写关于他的文章的作者的信中，他要那位同志文章中不要提他的职务，说“职位没有意义，不必提”。他在遗嘱中交代，他去世后“若有必要通知亲友，名字前不冠以任何头衔”。

二、谢绝为他开“纪念会”、“研讨会”

冯至从事文学事业六十五周年前夕，他任外国文学所名誉所长，所长张羽提出研究所以冯至从事文学事业六十五周年为题举办一次庆祝活动，并选与冯至长期共事的德国文学学者张黎执笔撰写贺词。这本是学术界司空见惯的事，可说是常态，大家也都发自内心对冯至怀有一种崇敬。但贺词都写好了，却被冯至谢绝了。他跟长期相处的同事也不拐弯抹角，说“该干什么干什么，千万别赶这个浪头”。所领导本想再劝他，冯至一句戏言让大家再也张不开口，他笑着说：“谁知道你们在这种场合说的是心里话，还是曲意奉承呢？我可受不了。”然后仿佛是“到此打住”似的，说“谢谢大家好意”。

过了5年，又逢冯至寿辰，时值冯至从事文学活动七十周年的“整十”大日子，外文所领导又起庆祝之心。于是多位领导一起来到冯至家中。为了便于冯至同志接受，一开始领导们便把话说清：除纪念会开始所长发表一篇介绍冯至生平的讲话外，下面不做任何与学术无关的发言。但还是被冯至照旧谢绝。若是外边举办冯至的学术研讨会，冯至不仅不会干涉，甚至会洗耳恭听发言中对他的说长道短，但由自己的下属、朋友来“纪念”，而且又逢寿诞之日，大家会说些什么呢？这恰是冯至最不爱听的。

与冯至风雨数十载的夫人姚可崑教授对冯至的心思一清二楚，所以夫唱妇随说，他们家从无做寿的习惯，要不是大家提醒都忘了冯至该过生日了，甚至说：“我迷信，不许您们搞这个活动。”

《外国文学评论》编辑部也曾提出举办一次“冯至学术研讨会”，冯至同志同样没有接受。他在一封信中说：“我最怕这类会，劳民伤财。”

三、不停的反思自省，可贵的“自知自明”

冯至有首诗叫《自传》，说：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二十年代的诗歌

五十年代我否定过四十年代的创作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把过去的一切都说成错

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

于是又否定了过去那些否定

到底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

进入九十年代，要有些清醒

才明白，人生最难得到的是“自知之明”

短短数句，把他不停自省的一生做了精炼的实录。因为他有难得的“自知之明”，所以尽管鲁迅、朱自清都夸他的诗写得好，季羡林更说冯至的诗“形神俱臻绝妙”，他上大学时曾“无限向往，无比喜爱”，但冯至1991年初给王伟明的信中却说：“我从二十年代开始写诗，直到现在仍未与诗绝缘，但为数不多，好的更少。”在七十年代的一首旧体诗中，冯至的自省甚至满含着自责，说“工力此生多浪费，何曾一语创新声”，谈及此事，他说诗中说的“也是实情”。当年他是文学史上鲁迅曾经夸赞的诗社《沉钟》的代表人物之一，但他对《冯至评传》的作者周良沛谈起《沉钟》，却说当时罗石君的诗写得比他好，观察深刻，起点高。虽然罗石君后来到日本去了，不再写诗。可是现在提“沉钟”的诗人，忘了他那不是真的历史。他怕“评传”中把他写高了，把别人淡忘了。

不仅是诗，包括全部学问，他都觉得自己平平淡淡，总说：“我有自知之明，我有许多地方不如其他现代诗人、学者，我在他们之中不过是名列‘中等’而已。”谈起一篇评介《冯至学术精华录》的文章，冯至对文章作者说：“您的评论，我没有意见，只是觉得夸奖太多，未能指出书中缺陷与不足之处。实际上，此书所收文章，历史将及半世纪，良莠不齐，深浅悬殊，均在所难免，似不宜一概肯定。”至于这个书名，冯至更说：“我本非‘学者’，已在该书《自序》首句说明，偶有论述，更当不起‘精华’二字。至于‘精华录’命名，乃出版社强加于我者，徒增汗颜。”

此话并非谦谦之语，而是冯至内心所想，却让人感慨不已。他对自己的作品总要求评价要“一分为二”，说“有人研究我的作品，我当然感谢。但若是不一分为二进行分析只停留在称赞上，我总觉得不舒服。”在给《诗刊双月刊》编辑的一封信中还说：“您若能组织几篇文章，对我作品不是颂扬，而是给我分析与批评，使我清醒些，我是欢迎的。”对研究他作品的稿子，他总要求降低赞扬的调子，要求把诸如“学术领域的重大建树”、“受到热烈欢迎”、“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等等统统“删去”。看了《外国文学评论》送他过目的一篇评论文稿，他把自己的要求写在一张纸上：“‘卓越的’可删去”，“‘不同凡响的’过奖了”，甚至连“深刻”一词也要求删去。在给写他评传的一位作者的信中，冯至也要求“实事求是，不要溢美”，说：“过分溢美的文字，读后往往不但不感到愉快，反而感到很难过。”对尚未发现问题的，送人译作时，他十分诚恳地说：“有什么译得不当的地方请你告诉我。”

他觉得朋友来往，最珍贵的就是能以诚相见，坦诚直言。有一次，当来访者问他：“据您看，人的友情，衡量深浅厚薄高下，最重要的标准是什么”时，冯至沉思后轻声说出两个字：“批评”。他深情回忆他1936年作为一个18岁的青年学者从德国回国后，发表了与当时严酷的社会现实脱节的一首诗，而遭到长他六岁的挚友杨晦直言不讳的批评，其深厚情谊，他念念不忘。

冯至就是这么个人，他从内心深处喜欢低调，不喜欢张扬；喜欢如实评价，不喜欢溢美拔高。他甚至为把他生日说成“华诞”而不悦，说：“生日就是生日，什么‘华诞’！”他同样不同意因他在西南联大时与闻一多站在一起，面对国民党白色恐怖挺身而出，支持学生反对暴政的爱国行为而称他“民主战士”。他认为拔高了，说他只不过是为爱国的热血青年说公道话而已。

四、冯至的三件憾事与纠错

冯至常对人谈起他一生的三大憾事。其一是1958年他主持编写的《德国文学简史》。当时全国“大跃进”的浮躁情绪“空前高涨”，每日充斥耳际的是“战鼓催春”、“一日千里”，各行各业每日都在“大放卫星”。写文学史的“一班人马”也难置身其外，尽管资料不够充足，但跨上马鞍就难“下马”。事后再看，冯至便觉百不如意，甚至觉得是块难忍的“心病”。所以他不同意将这本书编入自己年谱，虽同志们劝说为不使年谱出现空白而“实事求是”填入，但“文革”后出版社提出再版时，冯至却坚决不同意。这算是冯至的一个纠正吧。

第二大憾事是“反右”中他曾批过艾青。此事当时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运动中难免响应“号召”的因素。但冷静下来，毕竟自己的错批伤害委屈了艾青，因而深感内疚和不安。在1988年“神州诗吟”的诗人聚会发言中，他说“我代表我和艾青”，这种把艾青当“自己人”的态度，也算是种“平反”吧。后来在艾青作品国际研讨会上，冯至又再次发言，对艾青的诗给予高度评价。这应是再一次纠错的表达方式。后来两位诗人多次相聚。虽然冯至怎样表达歉意外人不知，但冯至生前最后一次住院，艾青也在，冯至重病中去看艾青，两位老人高竖拇指，互赞共勉，“恩怨”早已冰消雪融。

第三大憾事是冯至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它编辑出版于“文革”刚刚结束的年月。尽管目前它仍是广泛使用的工具书，但冯至觉得，作家、作品的评介都难免带有“左”的色彩，同样是冯至的“一块心病”。可惜牵涉面广，一人之力难以纠正，这位不断自省的学问家只好抱憾而去。

冯至的憾事想必绝不止这三件，前面他不断自省，勇于“否定”自己的那首诗也许可以作证。这就使他，冯至，格外让人敬重。我想，他这种精神是值得今天的人们学习的。

转自《中华读书报》2012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