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张荫麟:用故事笔法“画”历史

2009-07-07 |

张荫麟(19051942),号素痴,广东东莞人。历史学家。1923年考取清华学校中等科三年级,在校期间发表论文近40篇,在史学界有了一定影响。1929年毕业,赴美留学。1933年底在取得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任母校清华大学历史、哲学两系教授。1940年任教浙江大学,19421024以肾炎不治病逝。

  除了一本未完成的教科书,张荫麟似乎再没留下什么。

  那是一本不到16万字的小册子。最初由于笔误,曾署名为“杨荫麟”。1935年,他应当时教育部之邀,为高中生撰写历史课本。

  这本不是什么难事,尤其对于一位清华大学教授而言。更何况,还是这样一位教授:与夏鼐、吴晗和钱钟书并称“清华文学院四才子”;被吴宓称为“梁任公第二”;梁启超首次与他相见,也赞叹为“天才”。

  但这位学者却郑重地为此请假两年,专门编写此书。区区一本高中教材,动用的阵容可谓豪华:在原先的计划里,张荫麟执笔汉以前,吴晗负责唐以后,并邀请王芸生、千家驹等撰写专题。

  张荫麟一直不满当时的历史教育,说教材无穷无尽地排列着名字和史料,让青年人“被迫重温再温可厌倦的一套杂凑的机械的史实”。因此这本名为《中国史纲》的课本既不重考证,也不引原文,而是用“讲故事”的笔法来“画”历史。

  以至几十年后一位网友形容这部历史课本是“好莱坞大片”,“看起来一点也不费脑子”。他甚至开始后悔,如果他的高中教材就是这本书的话,他也许就选择读文科了。

  这个课本,除文笔优美之外,“运思情深意远”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家范给予的另一评价。这位通史学者认为,只有钱穆的《国史大纲》可以与之媲美。

  但这本薄薄的作品不幸成为作者终生的绝唱。“卢沟桥事变”后,张荫麟不得不搁笔,当时刚写到东汉建立。直至他5年后病逝于贵州遵义浙江大学,《中国史纲》也只是更新了序言部分。

  如此英年早逝,让吴晗感到遗憾,在他看来,这位天才同窗,本来是有望成为史学大师的。

  吴晗第一次得知张荫麟是在梁启超的课堂上。那天梁先生上来就问谁是张荫麟。原来他看到张荫麟数篇非难自己的文章,指出著作附表中的纰漏。起初还以为前来叫板的是个教授,一见面才发现还是个17岁的孩子。

  但这位少年并没有借机和学界“大牛”搭上关系。据好友贺麟回忆,当年许多清华同学,都有梁启超亲笔的对联或条幅,唯独张荫麟除外。事实上,他还是在贺麟的“强拉硬拽”下,勉强登门拜访过一次梁启超。

  在一首赠别诗中,这个书呆子解释说:“为学贵自辟,莫依门户侧。”

  “痴”和“昏”是悼念张荫麟的文章中最常见的评价。大庭广众之下,他往往像入定的和尚一样陷入沉思,跟人聊天也是有一搭没一搭。据说,他结婚后第二天出门拜客,回来走到隔壁人家,对主人连说“对不起,累你久等”云云。看到人家莫名其妙的表情,这才意识到自己才是客人。

  在专业领域,张荫麟更是不近人情。他指出郑振铎文史研究中“使人喷饭之处”,又批评顾颉刚的孔子学说“随口宣说”。胡适撰写的《白话文学史》时称名著,张荫麟却举证确凿,认为其定义混乱。包括恩师陈寅恪,他也本着“是则是,非则非,毫不掩饰,毫不客气”的态度与之切磋。

  但这些并没有引起所谓的“笔墨官司”。遭其批评的冯友兰在他去世后,主持设立了“张荫麟奖学金”;顾颉刚也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中,肯定张荫麟在通史领域大有建树;陈寅恪更是写下“大贾便便腹满腴,可怜腰细是吾徒”的悼词。

  这种自由讨论的学术气氛,让后辈人王家范“感动而又嫉妒”。他认为正是这种文化氛围,才孕育了诸如《中国史纲》等一系列史学巨著的诞生。

  这本呕心沥血之作,虽然奠定了作者的学界地位,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轰动。据传,它先是被一家书店盗印,其老板还是张荫麟的同学。此后不久,吴晗写信给浙江大学,表示帮助同学整理遗作,却也不了了之。直到1955年三联书店正式发行一万余册,这本著作才开始被关注。

  而张荫麟本人,终究没有躲过俗世的健忘。吴晗看到好友的坟墓冷落在遵义的郊区,藏书堆积在北平东莞会馆,不由悲痛写道:“中国的学者如此的稀罕,已有成就的学者如此的被糟蹋,荫麟就如此寂寞地死去,寂寞地被人遗忘了。”

  半个多世纪后,在张荫麟执教过的清华大学历史系,一位教授在一次课堂上向学生提起张荫麟及《中国史纲》,竟然无人知晓。

  不过,这位生性散淡的学者自己也许倒并不在意是被记住或遭遗忘,正如他在病危时刻大段念诵的《庄子》“秋水”篇所说,“天下之美,为尽在己。”

转自 中国青年报 2008年4月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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