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两代人的清华情结

2009-06-15 |

李曾中*

我的父亲李宪之教授,是一位气象学家、地球物理学家。1936年在德国柏林大学学成回国,便来到清华大学为国效力,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又辗转到达长沙、昆明,先后在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6年抗战胜利后,父亲带领全家随校复员回到清华。抗战出走南逃时,母亲正怀着我,在贵州盘县逃难途中生下了我,而当1946年返回北平时,我们已经是弟兄四人,年龄分别从3岁到8岁。四个活泼淘气的男孩子,在清华园的广阔校园里,度过了我们金色的童年与少年时光,而父亲也正值壮年时期,把他最美好的时光与精力,完全贡献给了清华大学和祖国的教育事业,从而铸就了两代人的清华情结。

李宪之教授(中)与他的两位联大弟子叶笃正院士(左)、谢义炳院士(右)。

李宪之教授(左)在清华气象台前观测场为学生讲解气象观测课程。

踏上“科学之路”

1904926,父亲诞生在河北赵县南解町村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里,他从小失去母爱,在奶妈与祖母的照看下长大。他人很瘦小,什么事也不会做,很有些自卑感,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对家中的许多不良现象十分不满,后来借一位老姑的钱考到保定念中学,1924年又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预科。由于没有足够的学费注册,家里不支持他外出读书,又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便产生了去广州投考黄埔军校的打算,可这时,在北大校园二院的广告栏里,正好贴出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招收学员的布告,父亲便决定前往报考。在公开招考的七八十名考生中,父亲是被正式招收的四位学生团员之一,这是1927年初的事。

父亲在少年及儿童时期,曾不断经历过自然灾害的苦难。1917年河北、山西发生特大洪涝灾害,那年他正好考入赵县高等小学。他清楚地记得: 当时作文的考题,就是“洪水之患”。1920年河北大旱之年,他升入保定直隶高等师范附属中学。1924年,他又是冒着洪水和暴雨考入北京大学的。父亲自小就听说过许多关于自然灾害的迷信与传说的故事: 天上有“龙王”,他掌管雨水。地下有条“大鱼”,有时见人们胡作非为,他便要大发脾气,身子一动,地也随着震动、塌陷。还有“火神”,他管理火焰山,有火扇,向上煽天空发火,向下煽地要喷火;他长出一口气,便旱魃为灾,赤地千里。所有这些,都使父亲幼小的心灵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求知欲望,迫切要追求“龙王”、“大鱼”、“火神”的究竟,而父亲考上的正是四位从事气象工作的学生团员之一。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是由著名瑞典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博士(Dr.Sven Hedin)发起,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组织的一个由中外科学家共同组成的综合科学考察队伍。在团里,欧美科学家“兵强马壮”,而中国人大都较瘦小。在列强欺凌中国的时代,外国人都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人不文明,不团结,不讲卫生……父亲和其他中国团员受到很大刺激,他们决心努力工作,处处要做得比外国人更好,父亲的表现确实不错,受到中外团长的好评,并被推荐在完成考察任务后到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和深造。

1934年,他出色地完成了博士论文“东亚寒潮侵袭的研究”,被他的导师V.Ficker教授称赞为“具有开创性的工作”。1936年又完成了另一篇具有独创性的论文《台风的研究》,开创了两半球相互作用的气象学新领域,为苏、日、美、欧等多国书籍所引用。

特别要强调的是: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德国正处在战后发展时期,是现代物理学发展的黄金时代,那里云集着一大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父亲在柏林大学听过当时名教授A. Einstein(即以发明相对论而闻名于世的物理学家艾尔伯特·爱因斯坦)Max Planck?W.Nernst?Max Von Laue?H.Kohlschuetter?H.V.Ficker?A.Defant等人的讲课或大报告,受到极大的启发与鼓舞。后来,他又以四位著名的科学家为自己的榜样,决心赶上和超越他们,这不但使他走上了“科学救国”、“振兴祖国”的道路,而且坚定了他“赶超欧美”、为国争光的决心,以后的一生里,他始终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忘记这一信念,不为名利、埋头苦干,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情系清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更加加紧了对我国东北和华北等地区的窥视与侵略。这时在德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展开了如何为国效力、拯救祖国的讨论。有人主张应立即拿起武器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有人则主张: 我们是学科学的,更要抓紧时间学好本领,早日回国以现代科学技术来振兴中国并与列强抗争。父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婉言谢绝了德国朋友的好心挽留与高薪聘请,毅然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

20世纪30年代急需气象人才,浙江大学、南京中央气象研究院和清华大学等单位都向父亲发出了邀请,竺可桢先生也多次发函催促,表示三处由他选择,李宪之表示:“哪里都一样,不选择”。结果清华电邀,最后,父亲于1936年秋,经上海、南京和天津来到了清华园,一人支撑起清华大学地学系气象组的行政与教学工作。他开了气象学、理论气象、气象观测与天气预报三门课程,写讲稿、教课、实习,这一年被父亲自称为“最忙的一年”。他先担任专职讲师(相当于副教授),次年升为教授,这时他才33岁。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与南开、北大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父亲带领全家随校南迁,以后又迁到云南昆明,在新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在西南联大,父亲在一年内开设了气象学、气象观测、天气预报、理论气象、海洋气象和航空气象六门课程,为了抗战,他还到空军测候训练班和云南大学农学院兼课。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他把家迁到乡下,每天上、下班要步行20多公里路程,晚上在土屋的油灯下备课,第二天一早出门,中午随便吃一点东西。一次因饥饿过度晕倒在露天茅厕里,当时西南联大教授的清贫,可见一斑!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父亲带领全家辗转成都、重庆等地,回到了清华园,父亲担当起新成立的清华大学气象系系主任的职务。这时我们家就住在清华二校门河对面的旧南院(后改为照澜院)一号。这是一栋西式的单层洋房,前面有客厅、书房及两间卧室及厨房、厕所,后面有一个密封的庭院和两间“下房”(保姆及差人住房)及一间简易厕所。我们没有雇保姆,一切家务都由母亲与一直跟我们逃难的三姨来做,父亲专心从事他的教学工作。记得在昆明时,由于我们家孩子多,经济上较困难已成为西南联大尽人皆知的事。父亲曾为了保证孩子们的营养,把他从国外带回的多余毛衣都卖掉了。别的教授在离学校较近的乡下租房,为了省钱,父亲只好在远郊租房,每天花在路途上的步行时间将近4个小时。回到北平,在清华园里住上了这套洋房,父亲非常高兴,他布置好一个近30平方米的书房,还买了新的书桌、沙发。住的是地板,用的是电灯,比起昆明的土屋、土地、油灯,真有天壤之别。父亲也把更多的精力用在了教学和科研之上。除了从昆明搬迁来的图书、仪器之外,又迅速购置充实;同时逐年在毕业生中留下新助教,壮大教师队伍,还送三位在西南联大时的助教、讲师相继出国深造。1950年又聘请刚获美博士学位的谢义炳先生来清华大学任气象学系副教授。他还注意教学与科研、业务相结合,邀请有关单位的学者、教授来清华讲课,除涂长望等专家外,还邀请在南京的赵九章先生来北平讲课,并且时常在家中招待他用餐。他还恢复了清华大学气象台的观测和天气预报工作,并且开展和建立了国内独一无二的深达12的地温观测工作。这项工作在解放后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工作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可是好日子不长,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反共内战,导致物价暴涨,民不聊生。北平的学生爆发了“反内战、反饥饿”的示威游行,清华的教授老师们也积极行动起来支持学生的革命行动。父亲多次在反蒋宣言上签名,保释进步工友张文治,给进步学生传递消息,促使蒋匪军撤离清华。记得那时家中吃菜都是欠“如意馆”(成府街上一商家字号)的,他们每天送菜到家,月底发了工资再收钱,这样一日一日地欠下去。记得我们抱怨家中怎么没有钱时,父亲常对我们说:“马约翰家连咱们家还不如,他一发工资把欠的钱一还几乎剩不下任何钱了。”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有志气的教授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发放的救济面粉,以抗议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朱自清教授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代表。在贫病交加下,他英年早逝!记得父亲在同方部参加完朱伯伯的追悼会后,回家对母亲和我们说:“我是很少掉眼泪的,但这次却和许多清华的教授一样,自己也痛哭了起来!”

解放后,父亲非常高兴,他和我们一起参加了天安门的开国庆典,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对共产党的认识也逐渐加深。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后,志愿军赴朝与美英等“联合国军”作战,获得了节节胜利,父亲兴奋不已。记得我上学的成志学校里每天有一块黑板,上面用红箭头注明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已经向南挺进和攻克的城市,父亲则经常在吃完晚饭后,带我到清华大图书馆看报,因为那里订有香港等地的各种报纸,有最新的战况。一直受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敢和美英等帝国主义列强对抗,这给自幼饱尝列强欺凌滋味的父亲带来的震撼是不言而喻的。

孩子们的乐园

水木清华,风景秀丽,20世纪四五十年代自然环境未遭到任何污染与破坏的清华园,可说是净土一方。那里的清华园,交通十分不便,每天清晨,有一趟私人开设的班车从清华二校门开到城里(西直门),下午再从西直门开回清华,这样维持着清华与外界的联系。清华园里有大片荒原,从当时的女生宿舍静斋后面一直到清华西门附近的西院,都是大片的树木和稻田,稻田中央是一片荒地,中间还错落着一座座土山,山坡上树木茂盛,人们很难行走。各种鸟类和野兔、刺猬都在这片荒原中生活,孩子们把这片土地叫“荒岛”。我们的成志学校就在二校门西边约一百米的马路北边,是一座灰色的砖房。据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回国还点名要到他儿时念过书的成志学校参观,因此清华已经明令这座建筑为历史文物,外表必须维持原貌,从而把它保留至今。现在,内部做了装修后,已成为清华校工会的办公地点。成志学校是清华的子弟学校,只有小学和初中,据说清华大学当时的领导认为: 不能让清华的子弟们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都在清华园这座“世外桃源”里生活,他们应该有机会去接触外面的社会,所以有意没有设立高中。我记得自己初中毕业时,因为每一门课都在85分以上,按当时的规定,可以被保送到北京市的各所高中。结果可能是家长的意思,我和孔祥琮同学一起选择了原北京市有名的育英中学改制后的北京市第25中学。因为育英中学不但注重学生的学业,而且十分注重学生的身体及其他教育,而父亲是非常反对学生死念书,不注意身体的。我在成志学校念书时,记得一开始是季镇淮先生当校长,后来换了李广田先生(长大后才知道他是我国著名的现代文学家),再后来就是孔祥瑛校长了,一直到我们初中毕业时为止。成志学校的老师都很好,他们不仅责任心强,业务素质也很高。例如: 我们的美术老师吴承露先生,大家都很喜欢上他的课,我学会了写美术字,做各种手工,画各种图案,我的美术知识相对来说是较高的。我们的英语老师是刚从美国回来的水利学家张光斗教授的夫人,她的英语发音很好,这为我的英语发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教数学的朱安恕老师,课也教得很好,对我后来学习数理化和从事气象科研工作,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教我们语文课的老师游珏,兼我们的班主任,学问也很高,这就引起了我对学习语文课和写作文的兴趣。而这对后来我写作各种学术论文,帮助是很大的。1952年父亲调到了北大,我惊讶地发现我们这座二层小楼的楼上主人,就是游珏老师的父亲,我国著名的古汉语专家游国恩教授。清华大学是一所著名的综合性大学,每当成志学校缺少教师时,就从大学里调人来,或暂时帮助代课。例如: 历史系的一位研究生,就常到我们班上代教历史课。我在北大念大学时的丁石孙校长,当年是清华数学系的高才生,也在成志学校代过我们的代数课呢!所以当我们步入市里的高中读书时,并没有感到任何困难,我高中毕业时还获得了北京市三好学生证章,足见当年成志学校小学、初中的教学质量,是相当高的。成志学校的后面,是一座小土山,课外活动时我们都在山上玩“口令”的游戏。人分两拨,各方以一棵大树为“家”,在“家”里时是安全的,对方不能把你怎么样。在外面活动时,被对方一发现,对方如果先对你喊了“口令”!就由对方向你身体处跳五大步,如果五步到达你身边,就把你俘虏了,谁先把对方人员都捉光了,谁就赢了。学校每周组织演讲会,组织小组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我们最喜欢看的书籍。学校还组织大家到红山口过大队日,清华大学优秀的共青团员,是我们少先队的辅导员,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真是生活在非常幸福的环境之中,在清华园这块土地上,我们真是在阳光、雨露下茁壮地成长着。

两代人的清华情结,凝聚在以“水木清华”而闻名的清华园,凝聚在已经消失了的时间和空间里,但它却永远永远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

①张文治为清华大学气象系工友,1948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国民党特务机关抓入监狱,极其危险,李宪之先生多次探监,并以身家保释。

19481213,清华大学解放前夕,国民党一炮兵营长要强行在清华气象台顶上架炮,李宪之以保护科学仪器不受损坏为由而严词拒绝。

*作者为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李宪之教授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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