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

2007-11-13 |

陈平原

(原载 21世纪经济报道  2007-11-12)

编者按:炮火连天中,傲然屹立于西南的联大,无疑是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迹。七十周年之际,很多人自然“有话要说”,与诸多宏大论述不同,陈平原先生通过他的老师王瑶、季镇淮、吴宏聪以及他们各自的老师朱自清、闻一多、杨振声,将个人情怀与历史考辨结合在一起,触摸那日渐变得遥远而神奇的大学。希望在三代师生的视野交汇处,凸显一所大学所曾经拥有的英姿。

当初的漂泊西南,日后的四海为家,老学生们在“追忆逝水年华”时,将家国情怀、战争记忆、青春想象以及“师道”理想糅合在一起,构建起让后来者惊叹不已的“联大神话”。

所有关于西南联大的追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强调,“生活上的艰难”压不住“精神上的愉悦”。当时也许多有抱怨,今日看来,却全都成了美好的回忆。  

九年联大,最让后来者怀想不已的,很可能正是此逆境中师生“打成一片”,一起经历苦难,一起探索学问,因而,“又严肃,又快活”。这一工作状态,在我看来,既学术,也精神,乃大学之为大学的理想境界。

1.从“宏大叙事”到“私人记忆”

十年前,借重刊《中古文学史论》之机,我谈论“南渡意识”之于这部名著产生的意义:“四十年代漂泊西南的学者们,普遍对六朝史事、思想、文章感兴趣,恐怕主要不是因书籍流散或史料缺乏,而是别有幽怀。”七年前,我专门撰文,推介六卷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重提陈岱孙对清华大学教授会制度的总结,以及冯友兰关于西南联大如何”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的表彰。五年前,我从吴宏聪先生赠我西南联大照片说起,提及我先后问学的几位导师均出身西南联大,这一点对我的学术经历影响极深。两年前,我以钱锺书刻画“三闾大学”的《围城》和鹿桥描写西南联大的《未央歌》为例,讨论抗战中不同类型的大学想像——现实的以及批判的,理想的以及诗意的。今年四月,春暖花开时节,我在云南大学做《此情可待成追忆——关于大学生活的追怀与叙述》的专题演说,涉及西南联大处,我引证了冯友兰的自述、吴宓的日记、汪曾祺的散文、冯宗璞的小说,还有四位老学生的回忆录——杨振宁的《读书教学四十年》、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许渊冲的《追忆逝水年华》以及何兆武的《上学记》等。

十年间,一而再、再而三地谈论那早已隐入历史深处的西南联大,到底是为什么,我也说不清。总感觉魂牵梦萦、意犹未尽,有些珍贵的东西藏在那里,等待你去开掘。近日读吴宏聪先生《学术自传·八十自述》(《吴宏聪自选集》),其中有一句话,让我豁然开朗:“我认为西南联大最令人难忘的是学风,最值得珍惜的是师缘。“从19467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结束,学生们自发刊行《联大八年》,到四十年后的《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和《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关于西南联大的追忆,始终以“师生情谊”为主轴。的确,大学校园里,师生永远是主体;可炮火纷飞中的“传道授业解惑”,还是另有一番滋味。当初的漂泊西南,日后的四海为家,老学生们在“追忆逝水年华”时,将家国情怀、战争记忆、青春想象以及“师道”理想糅合在一起,构建起让后来者惊叹不已的“联大神话”。

西南联大七十周年,很多人“有话要说”,与诸多高屋建瓴的论述不同,我选择了“限制叙事”策略——从我先后追随过的三位“联大校友”的眼光中,以及他们对各自师长的追忆里,触摸那日渐变得遥远而神奇的大学。之所以如此抛开大路,另辟蹊径,最大的理由是,我最初对这所大学感兴趣,本就不是缘于专业考量,而是导师们“世说新语”般的闲话。

作为我在中大念硕士和在北大读博士期间的导师,吴宏聪先生和王瑶先生对我的治学乃至人生道路有很深的影响,这点几乎不必论证;季镇淮先生则不一样,我并没有真正跟随他读过书,可他是我妻子夏晓虹的导师,故也常有拜谒请教的机会。先生1938年考进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2年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是杨振声和沈从文。先生1934年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七七事变”后辗转各地,19429月在西南大学正式复学;第二年考入研究院,师从朱自清先生专攻中古文学,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前夕完成毕业论文《魏晋文学思想与文人生活》。先生1937年就读于长沙临时大学,后转入西南联大中文系,1941年考入研究院,师从闻一多先生,1944年修业期满,考试及格。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的情况有点特殊,我将另外撰文论述;这里主要讨论的是,季镇淮(19131997)、王瑶(19141989)、吴宏聪(1918)三位导师是如何饱含深情地谈论他们各自的导师闻一多(18991946)、朱自清(18981948)、杨振声(18911966),并借此呈现他们对西南联大的想象的。

我当然明白,这样来谈西南联大,只能是“冰山一角”,可对我以及像我这样喜欢玩味细节的读者来说,这显得更亲近,更可信,也更有人情味。

    

2.师生之间与同窗之谊

作为及门弟子,闻、朱去世后,季镇淮和王瑶分别撰文,追忆、缅怀、表彰先师的功业,可谓不遗余力。除编著《闻朱年谱》,在《来之文录》和《来之文录续编》中,季镇淮还有6篇谈论闻一多、6篇谈论朱自清的文章。《闻朱年谱》乃合并为编全集而作的《闻一多先生年谱》和《朱自清先生年谱》而成,曾得到了朱自清、浦江清、吴晗、陈梦家等联大教授的指点,虽因当初资料所限,不免略显疏阔,但面目清晰,是很好的入门书。王瑶在闻、朱两位先生去世后,曾多次撰文,后集合而成《念朱自清先生》、《念闻一多先生》这两篇既包含珍贵史料,又神定气闲的好文章。

吴宏聪先生1942年在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毕业后,未读研究生,而是留在系里当了一名助教。吴念书时以及工作中,虽也与闻、朱有接触,但交往毕竟不是很深,故日后谈论闻、朱,多采用“论述”而非“追忆”的姿态。在《闻一多的文化观及其他》的《后记》中,先生谈及此书为何如此命名,理由很简单:“本书收入有关闻一多先生的文章较多。”但此说其实不成立,全书收文十八则,六篇谈鲁迅,四篇谈闻一多,为何不是“鲁迅的文化观及其他”?可见,隐约之中,还是显示了某种“师承”。先生谈闻一多、朱自清的文章,确实不如王、季二位精彩;但其表彰杨振声之文,若《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杨振声先生在联大二三事》、《忆恩师杨振声先生》等,值得充分重视。因为杨不像闻、朱,一直笼罩在圣洁的光环中,而是多少已被世人遗忘。正是由于萧乾、孙昌熙、吴宏聪等老学生的再三追忆,杨振声先生才重新得到学界的关注。

王瑶先生去世,季镇淮先生撰文《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王瑶和他的世界》)先生、季先先后去世,吴宏聪先生撰文《平生风义兼师友,不敢同君哭寝门》(《王瑶和他的世界》)、《留在我心中的记忆》(季镇淮先生纪念集》)。所有这些文章,毫无例外,都从当年西南联大的生活说起,尤其是如何同堂听闻、朱等教授讲课,那是他们永远的“共同记忆”。记得先生去世,先生曾写挽诗,前四句是:“烽火遍华夏,滇南始识荆。感时崇大德,积学绘群英。”

不管是追忆师长,还是悼念同窗,谈得最多,谈得最好的,都是关于西南联大的记忆。在这一意义上,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可谓密不可分。在我看来,这里有私交,但更多的是公谊。无论为人还是为学,师长们均“和而不同”。虽说闻、朱从来相提并论,但两位先生的性格和才情大有差异,这点学生们看得很清楚。

晚年的先生,尽心竭力地搜罗亡友遗文,去世后,先生曾在他的书桌上发现一张纸条,是入医院前写的,告诉大家他又发现了四则先生的遗文,希望将来能编进全集里。在《念朱自清先生》中,先生称:“在生前,先生和朱先生的私交并不如一般所想像的那么深,他对于闻先生《全集》的编纂,照着先生的遗志来计划清华中文系的系务,都并不只是为了私谊。”(《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

课余时间,私下里“品鉴”自己的老师,那是当学生的特权。先生在《回忆朱佩弦自清先生》中,描述当年清华文科研究所的情况:“所有三间正楼房,为大家读书研究之用,各有一张长方形书桌。我注意先生每日伏在桌子上用功时间最长,先生生活最有规律,每日早起要用鸡毛帚打扫几处,书桌最干净,不堆书。闻、朱两位先生隔一张书桌对面坐,他们看书或写作之间,亦偶然休息谈话。”(《来之文录》)作为研究生,王、季二位与闻、朱多有接触,对他们的性情及交谊的了解,当比我们这些只靠书面材料写文章的来得贴切。在他们看来,一个是“任何小事都不随便,每样用具都有一定安排”,另一个则主张“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各有各的风雅。

作为导师,闻、朱又是如何在生活以及学术上关怀学生的呢?不妨先从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闻一多全集》第12卷里的四封书札说起。19411024,闻一多致信校长梅贻琦,推荐季镇淮当研究所助教:“君本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国文系,成绩卓异,近复投考本校研究院,并以最优成绩录取本所。研究所半时助教一职,以君当之必胜为荷。”(373)1944718,闻一多再次致信梅贻琦,称季镇淮研究院毕业初试及格,目前只用助教名义,“一俟正式毕业,则宜升为教员”(389)。另外两封给梅贻琦的信,则是推荐王瑶接替季镇淮,作为研究所的半时助教(390页、396)。这四封信,似乎只是事务性的公文,没什么了不起。可先生晚年多次谈及,他在联大念书时,生活十分窘迫,如果不是先生再三给他争取经费,根本无法念下去。这才让我们意识到,那位如火如风的大诗人,也有“心细如发”的时候。

至于师生之间学问上的交流,更是让今人感慨不已。19486月,先生在清华园寓所为《中古文学史论》撰写《自序》,提及:“在属稿期间,每一篇写成后,作者都先请朱佩弦师过目,得到的启示和指正非常多。已故的闻一多师,也曾给过作者不少的教正。”(《中古文学史论》)将近四十年后,清华大学出版社决定将季镇淮所撰闻、朱二位先生的“年谱”合刊,先生当即称:《闻一多先生年谱》经先生“提供资料,并审阅二次,有所指正”,为保存先生“指教手泽和历史面貌”,重印本不做增删修改(《〈闻朱年谱〉后记》)

闻一多先生与弟子间的教学相长,或曰“良性互动”,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在《“七十二”》一文前面,先生写了“识语”,称“这可算作一次‘集体考据’的实例罢”——先是季镇淮提交读书报告,导师肯定选题有意思,让“对汉代思想极感兴趣的”何善周参与讨论;接下来,三人分头搜寻资料;最后,由闻一多将文章写成,“一方面容纳了新得的材料,一方面在几点上作了些进一步的分析”。即便如此,先生还是强调,此文“主要的材料和主要的意见,还是镇淮的”。(三联版《闻一多全集》1207)虽有如此“肇始之功”,先生从不将此文入集,对此,弟子夏晓虹有过很好的阐释:“这段文章因缘感动我的,既有导师对学生的尊重,也有学生对导师的爱戴。今日学界所向往的‘前辈风范’,我想也应该包括这种师生间投缘的默契吧。”(《几代人的事业——季镇淮教授谈文学史》,《季镇淮先生纪念集》249)

3. “新文学”教学之披荆斩棘

谈联大教授,闻、朱二位声名显赫,可谓“无人不知”,为何我还要添上一个杨振声呢?大约十年前,我偶然撰文,提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杨振声,没想到吴宏聪先生读了很激动,再三跟我提及此事,说是公众以及学界漠视杨振声先生的贡献,实在太不应该。这才引起我对这位“五四青年”的真正关注。

作为因火烧赵家楼而被捕的学生之一,杨振声日后写了好几篇谈论五四的文章(写得最好的是刊于19545月《人民文学》上的《回忆五四》),再加上1925年出版小说《玉君》,当时颇受欢迎,学界一般将其作为作家来看待。其实,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位的杨振声,1924年归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其在现代史上的贡献,主要是在大学教育——尤其是在清华以及西南联大时期推动新文学的教学。

当过清华大学教务长、文学院长、青岛大学校长,抗战时曾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兼秘书长、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主任,抗战胜利后飞北平接管北京大学,很明显,先生有相当强的行政能力,但也随时准备回来教书。我关注的是,其一直推动在大学课堂上讲授新文学。

谈到新文学之走上大学讲堂,我们一般推崇朱自清的工作,尤其是1982王瑶先生主持整理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发表后,更是如此。不错,1929年的春季,朱自清在清华开设“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是了不起的创举;可背后的“推手”,其实是文学院长杨振声。先有先生“领导中国文学系走上一个新的方向”的决心,而后才有先生的新文学课程。照先生的说法:“那时清华国文系与其他大学最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注重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会。”(《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文学杂志》35期,194810)而这一主张,得到了老同学朱自清的大力支持。很可惜,不久杨振声就当青岛大学校长去了,教授“中国新文学研究”的重任,只能由朱自清独力承担。

1931年的《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概况》上,系主任朱自清称:“本系从民国十七年由杨振声先生主持,他提供一个新的目的,这就是‘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朱自清全集》)作为选修课,朱自清的“新文学研究”,一直到《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61937年度)》,都还保留着;可“门虽设而常关”,1933年以后,朱先生已意兴阑珊,不再开设这门课程。原因是,“当时大学中文系的课程还有着浓厚的尊古之风,所谓许()、郑()之学仍然是学生入门的向导,文字、声韵、训诂之类课程充斥其间,而‘新文学’是没有地位的。”(《王瑶全集》)

到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要不要开设“新文学”或“现代文学”课程,依然是个很大的挑战。联大校园里,新文学家不少,个人创作没问题,作为课程讲授则是另一回事。即便是早已声名远扬的新诗人闻一多、散文家朱自清,也都对此不感兴趣;真正推动西南联大的现代文学教学的,还是杨振声先生。

朱自清日记中,常常出现老同学杨振声(今甫)的名字,借此我们可以印证杨所参加的诸多活动,如组织《文学杂志》、编撰教科书、设计教学大纲等。19381121朱自清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

今甫对中文系很感兴趣,他想把创作训练作为中文系的培养目标之一。但这个计划不会成功的,他对此提出不少想法,我不愿同他争辩。他想召开一个会议来讨论一年级的作文课,我只好同意。(《朱自清全集》)

对于新文学的教学,先生确曾投入很大的精力,可西南联大时期,他已激流勇退了。这一点,查西南联大历年各院系学程表,可以看得很清楚。按照时间顺序,闻一多先后开设的课程包括“诗经”、“楚辞”、“尔雅”、“古代神话”、“唐诗”、“周易”、“乐府诗”、“庄子”;朱自清开设的课程有“宋诗”、“陶渊明”(“陶诗”)、“中国文学批评研究”(“文学批评”)、“散文研究”、“文辞研究”;至于杨振声先生,最常开的课程则是“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和“现代中国文学”,此外还有“陶谢诗”、“汉魏六朝诗”、“文学概论”、“传记文学”。由先生介绍到联大教书的小说家沈从文,早期主要讲授“各体文习作”和“中国小说”,19441945年度才接手讲“现代中国文学”(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换句话说,支撑着西南联大的现代中国文学课程的,是杨振声先生。

于杨振声先生讲课的策略以及效果,不妨看看以下两则资料。

1948812,朱自清先生病逝于北平,十二天后,同在北平的杨振声先生撰写《朱自清先生与现代散文》,以此特殊方式向老朋友告别。文章不长,但论说精到,很有分寸感,尤其是下面这段话:“最后,我觉得朱先生的性情造成他散文的风格。你同他谈话处事或读他的文章,印象都是那么诚恳,谦虚,温厚,朴素而并不缺乏风趣。对人对事对文章,他一切处理的那末公允,妥当,恰到好处。他文如其人,风华是从朴素出来,幽默是从忠厚出来,腴厚是从平淡出来。”(孙昌熙等编选《杨振声选集》)这段文字很能代表杨先生文学批评的特色,注重文本细读,而不是宏观论述,下判断时冷静、准确、细密。

萧乾在《我的启老师杨振声》中,曾谈及1929年杨振声在燕京大学讲“现代文学”时的情景:“在班上,先生从来不是照本宣科,而总象是带领我们在文学花园里漫步,同我们一道欣赏一朵朵鲜花,他时而指指点点,时而又似在沉吟思索。他都是先从一部代表作讲起,然后引导我们去读作者旁的作品并探讨作者的生平和思想倾向。”(此文作为“代序”,收入《杨振声选集》)。这种注重个人品味而不是理论概括的阅读思路,与他日后编教科书,以及在西南联大主持“大一国文”,十分吻合。

毫无疑问,这种以鉴赏为主的课程,在讲究考据功夫的中文系不会被看好。可学生不一样,对此课程评价极高。吴宏聪先生这样描述了先生在西南联大教“现代中国文学讨论及习作”的细节:“他的教学方法是全新的,每次上课都由先生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讨论。……讨论后跟着要交习作,讨论小说交小说,讨论散文交散文,训练很严格,要求也很高,作业批改更详尽,每次作业都批改得密密麻麻……”(《忆恩师杨振声先生》,2004319《现代教育报》) “让大家自由讨论,然先生再针对同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议论开去,做个总结”,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美国大学的教学方式。先生留美时学的是教育心理学,不是文学,但如何教书,道理是相通的。或许,正因为念过教育学和心理学,才知道如何营造课堂氛围,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可这样的课并不好上,更何况批改作业时,“有时为了示范,先生还替我们加上几行”。可惜的是,先生的讲稿没有留下来,我们难以体味其讲授“现代中国文学”的精华。

西南联大教授中,喜欢新文学的不只杨振声一位;但在我看来,先生的大力提奖以及身体力行,无疑是新文学在大学课程中立定脚跟的关键。另一个弟子孙昌熙,在《把中国新文学抬上大学讲坛的人--追忆在抗日战争期间接受恩师杨振声(今甫)教授教诲的日子》(《泰安师专学报》19892)中,满怀激情地写下这样一段话:“先生在西南联大为中国新文学披荆斩棘地开辟道路,或者说'打天下',是胜利的。那标志,就是新作家群的不断涌现。”(参见季培刚编著《杨振声编年事辑初稿》)

4.湘黔滇旅行团的故事

西南联大历史上,可歌可泣的人物与事件,实在是太多了。这里专挑湘黔滇旅行团的故事,是因其最具戏剧性。

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时,杨振声撰写了《北大在长沙》,其中有曰:“最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自长沙徒步至昆明的旅行团了,除女生及身体不适于长途旅行的男生外,学生自愿参加者共有二百四十四人。教员方面参加者也有黄钰生、李继侗、闻一多、曾昭抡、袁复礼先生。”(《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览》)参加旅行的,不只244人,当初的计算有误;至于教员走完全程的,实际只有闻一多等三位。

先生本人对此非常得意,在1946年的谈话《八年的回顾与感想》(际戡笔录)中曾提及这次旅行,称途中虽有虚惊,但未遭劫,原因是:“那时候,举国上下都在抗日的紧张情绪中,穷乡僻野的老百姓也都知道要打日本,所以沿途并没有作甚么宣传的必要。同人民接近倒是常有的事。但多数人所注意的还是苗区的风俗习惯,服装,语言,和名胜古迹等。”(三联版《闻一多全集》3547548)弟子季镇淮的《闻一多年谱》以及《闻一多先生事略》中,对此次旅行的记载非常详细,这固然有先生的书信以及马学良《记闻一多先生在湘西采风二三事》等文章可参阅,但其中许多细节描写,很可能属于作者本人的观察与记忆。因为先生也走在旅行团的队伍中,而且写了相当详细的日记(因没得到授权,不便转述或引用)闻一多先生1938312给父母亲的信,还有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所收诸多当年学生的日记及回忆,都提到沅陵遇雪滞留近一周的事,但《闻一多先生年谱》所言“沈从文先生时居沅陵城内,为先生等'设宴洗尘”(季镇淮《闻朱年谱》35),未见其他记载,很可能是来自传主的亲口讲述。

湘黔滇旅行团的这次长途跋涉,历时68天,途中多有艰险。而闻一多先生312给父母信中,以轻松的口气谈及:“至投宿经验,尤为别致,六日来惟今日至沅陵有旅馆可住,前五日皆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宿,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430给妻子高孝贞信中,更是兴高采烈:“至于沿途所看到的风景之美丽、奇险,各种的花木鸟兽,各种样式的房屋器具,和各种装束的人,真是叫我从何说起!途中做日记的人甚多,我却一个字还没有写。十几年没画图画,这回却又打动了兴趣,画了五十几张写生画。打算将来做一篇序,叙述全过程的印象,一起印出来作一纪念。”(见《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读这些书信,很可能以为是太平年代轻松有趣的“远足”,而难以想像那是“生死抉择”。据说,杨振声在队伍出发时称:“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到了昆明,老友相见,闻一多反唇相讥:“假使这次我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于是彼此大笑一场(参见闻一多1938430给妻子高孝贞信)

对于闻一多等人的千里跋涉,杨振声评价极高:“从此他们深入民间,亲身接触各地的风土民情,亲眼看见各地的民生疾苦,亲手采集各处的科学标本。他们在路上共行一千六百七十一公里,为时七十三日。于四月二十七日到达昆明。我们在昆明拓东路又以骄傲的眼光去迎接他们。他们都晒得黑光光的,腿肚走粗了,脚皮磨厚了;同时人生的经验增加了,吃苦的本领加大了,精神也更饱满了。就这样的,他们步入了历史的新页。”(《北大在长沙》)先生的总结极有道理,此行不仅仅是增加见闻,更重要的是磨炼意志,走过苦难的大地,理解生活的艰辛,对日后做学问或搞政治,都大有帮助。还有一点就是,行军途中教授的精彩表现,让我们深切体会到先生的”少年意气”,以及善于与青年学生对话与沟通。

王瑶先生曾说过:“先生在联大,是同学中最受欢迎的教授,这不仅因为他学识渊博和教学有方,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感情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先生关注的,是先生晚年之积极参加民主运动,我则将此“意象”延伸,作为其性格以及气质的一个重要特征来把握--善于与年轻人打交道,湘黔滇旅行时如此,昆明街头演说也一样。

19467月,联大学生编辑出版《联大八年》,此书分“历史回顾”、“联大生活”和“联大教授”三部分。第一部分收闻先生二文,第三部分则包括《闻一多先生死难经过》《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讲演》《闻一多先生事略》和《教授介绍》(102)等四篇。你可以想像,西南联大学生们对于闻一多先生的崇敬。《闻一多先生事略》被朱先生选定,作为1948年开明书店版《闻一多全集》的卷首;而《闻一多先生最后一次讲演》则进入中学课本,流传更加广泛。

同样具有“磁性人格”,胡适对教授很有吸引力,而闻一多无疑更适合学生们的口味。“这年头愈是年青的,愈能识大体,博学多能的中年人反而只会挑剔小节,正当青年们昂起头来做人的时候,中年人却在黑暗的淫威面前屈膝了。究竟是谁应该向谁学习?”(《八年的回顾与感想》)你可以说,闻一多先生此类言论,过于“诗人气质”,缺乏“政治智慧”;但作为教授,平日里埋头书斋,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与学生站在一起,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导师”。更何况,世界是属于年青人的,“历史”也将由昔日的年青人、日后的老专家来撰写。

5.政治与学术的纠葛

闲来翻阅《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发现第三卷有《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历届毕业学生论文题目及导师》(107111),于是突发奇想,想看看我的导师们当年的论文题目。1940年度,季镇淮没有撰写论文,原因是“本年度因轰炸甚烈,图书疏散下乡,停作论文一年”;1941年度,吴宏聪完成毕业论文《曹禺研究》,指导教师为杨振声、沈从文;1942年度,王瑶完成毕业论文《魏晋文论的发展》,指导教师为朱自清、闻一多。同书还有《清华研究院历届毕业生论文题目一览》,其中包括1946年通过的王瑶所撰《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471)

原本以为,当年西南联大办学条件极差,研究生毕业应该是“因陋就简”;真没想到,论文答辩的场面竟是如此“郑重其事”。在湖北版《闻一多全集》和江苏版《朱自清全集》中,收入两封有关王瑶论文考试的书信。先是1946129,时任中文系系主任的闻一多,为王瑶研究生毕业事致函梅贻琦校长和教务长潘光旦,提及定于215举行初试,初试范围包括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通史。后有194644,导师朱自清给校长及教务长公函,商定“中国文学部研究生王瑶毕业论文考试”事,时间定于本月12日下午3时,地点在办事处,题目系《魏晋文学思潮与文人生活》,“考试委员除本校中国文学系全体教授外,拟聘请汤锡予、彭仲铎、冯芝生、吴辰伯四位先生”。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四卷,当时中文系的教授包括罗庸、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王力、杨振声、浦江清、唐兰、游国恩、许维遹、陈梦家十一位;至于另外聘请的考试委员汤用彤是哲学系主任,彭仲铎是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冯友兰是文学院长兼哲学系教授、吴晗是历史系教授。如此庞大、庄严、豪华的论文答辩阵容,今天想来,简直不可思议。

王瑶先生的研究所毕业论文,日后经过改写,成为一代名著《中古文学史论》。对此,季镇淮先生很有感慨。在《回忆四十年代的王瑶学长》中,先生谈及西南联大时期的王瑶:“1946年上半年,他在清华研究所继续写研究生论文。这时清华、北大的研究生,或在城内,或在东郊的龙头村、司家营,大概也有人在写论文,但据我所见,如王瑶学长那样胸有成竹,那样有计划、不急不忙、一篇一篇地在写,我不知还有什么人;而写成之后,能在解放初出版有王瑶所写《中古文学史论》似的成绩,我不知还有什么人的著作。就这点说,王瑶学长的研究生论文是卓越的,独高一等的。但当时我是不知道的,没有听他夸过口,只见他有信心地在写。”(《王瑶和他的世界》)先生之所以与众不同,在联大师长物质生活艰苦、政治热情高涨的环境下,仍然坚持著书立说,与导师朱自清的严格要求有关。

据清华文科研究所的同学何善周回忆:“先生'课书'很严,定期给昭琛指定参考书,限期阅读,要求作札记,定期亲自答疑,并提出问题令昭琛解答。师徒二人还常对某一个问题交谈讨论。昭琛在解答问题中时出新意,先生极为赞赏。同时,先生还在联大为研究生开设专题课,曾有一门课程只昭琛一人修习。先生如同上大班课一样,站在讲桌后面讲解(在西南联大只有陈寅恪先生坐着讲课),昭琛坐在讲桌前面听讲。师徒相对,先生一直讲解两个小时。(《怀念昭琛》,《王瑶和他的世界》)如此严加督导,使得先生在同窗好友中,学问功底比较深厚。

至于这师徒二人一讲一记的美妙场景,在季镇淮先生的笔下,更具戏剧性:

1942年暑假后,先生讲授“文辞研究”一门新课程。这是关于古代散文研究的一部分,主要是研究春秋时代的“行人”之辞和战国时代的游说家之辞。听课学生只有二人,一个是王瑶,原清华中文系的复学生;另一个是我,清华研究生。没有课本,上课时,朱先生拿着四方的卡片,在黑板上一条一条地抄材料,抄过了再讲,讲过了又抄,一丝不苟,好像对着许多学生讲课一样。王瑶坐在前面,照抄笔记;我坐在后面,没抄笔记。(《纪念佩弦师逝世三十周年》,《来之文录》433)

先生的这段追忆,主要是为了凸显先生教学态度的认真,而我则从中读出了两个学生的不同神情。

熟悉王瑶和季镇淮两位先生的人,都知道他们性格迥异。先生叼着烟斗,旁若无人地大声说笑,似乎更得闻一多的神韵;而先生温文尔雅、沉默寡言,接近朱自清的风格--可要说师承,恰好相反。西南联大时期的季镇淮,风华正茂,志向高远,这从其听先生讲课时不屑于记笔记可以看出来。先生很爱护学生,师徒之间,更多精神的契合,而不是学业的督促。加上经济窘迫,先生虽选择了论文题目《魏晋以前观人论》,也通过了结业考试,却未能完成。感愤于闻师的被暗杀,先生回北平后,以笔代枪,借古讽今,撰写了若干融魏晋学术与现实人生于一炉的好文章。可就是没能像王先生那样集中精力专心著述,将研究生期间的学术积累凝聚成专著,晚年谈及此事,先生颇觉遗憾。

先生的这一选择,其实是受到闻一多先生的影响。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针对“有些人主张不应该为了暂时的工作而荒废了永久的事业”,已经像一团火一样投身现实政治的闻一多,给青年学生这样的忠告:“暂时的难关通不过,怎能达到那永久的阶段呢?而且政治上了轨道,局势一安定下来,大家自然会回到学术里来的。”(三联版《闻一多全集》3549)可实际情况呢?政治迟迟上不了轨道,为正义理想所感召,冲出书斋的热血青年们,什么时候能“回到学术里来”?

在《闻一多先生事略》中,季镇淮提到,先生晚年“恰像一座火山冲破了禁锢的地壳迸发一个出火口,光焰四射”,在走出书斋,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和杂文之外,还撰写了《说鱼》等多篇专精的学术论文(《来之文录》)。而这种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保持强大的张力,像章太炎那样“提奖光复,未尝废学”(《太炎先生自定年谱》),是中国读书人的理想境界,也是一个高难度的“自选动作”,不是每个人都学得了的。或许,书生报国,有情怀,知进退,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6.物质与精神之张力

所有关于西南联大的追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强调,“生活上的艰难”压不住“精神上的愉悦”。当时也许多有抱怨,今日看来,却全都成了美好的回忆。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蒋梦麟在《西潮》第三十章“大学逃难”中曾说道:“校内许多建筑都被炸毁了,其中包括总图书馆的书库和若干科学实验室。联大的校舍约有三分之一被炸毁,必须尽速再建。但是敌机的轰炸并没有影响学生的求学精神,他们都能在艰苦的环境下刻苦用功,虽然食物粗劣,生活环境也简陋不堪。”(《西潮》)西南联大生活环境之“简陋不堪”,到底到了什么程度,几十年后的回忆文字,其实不及当时的“现场记录”可靠。读档案,看照片,那真是触目惊心。

抗战中后期,物价飞涨,联大教授生活困难,最有名的故事,莫过于闻一多的“挂牌治印”。浦江清为此撰写了“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发起人有梅贻琦、蒋梦麟、冯友兰、朱自清、杨振声、沈从文等十二位联大教授。关于这个故事,还必须补充三条材料,方能显示出其真正的意义。第一,不仅闻一多治印有“润例”,联大教授成立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文学院长冯友兰也被列在卖字的行列--“可是生意不佳,我的卖字始终没有发市”(《三松堂自序》)。第二,19453月,朱自清等29人联合提出“文章演讲润例”,要求“稿酬先惠,定时取稿,演讲报酬亦须先惠”。第三,同年2月,西南联大师生发起援助贫病作家募捐,所得款项中,包括闻一多治印义卖款11500元。(参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

“虽然在这样的艰难危险的情况下,联大师生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心,始终没有动摇。”(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不妨举一个例子,中文系教授浦江清,为了不负联大的期待,长途跋涉,历时177天,穿越八省,从上海来到了昆明。19451123,星期一,浦江清在朱自清的陪同下,来到清华文科研究所所在的龙头村。下面这段文字,是他在《西行日记》中对于研究所生活状况的描述:  

所址仅一乡间屋,土墙,有楼。中间一间极宽敞,作为研究室,有书十余架,皆清华南运之旧物,先提至滇,未遭川中被毁之劫。书桌八,闻、朱、许、何善周(助教)、朱兆祥(助教)、范宁(研究生)、刘功高(助教,女)、另一哲学系研究生。余来,刘功高搬至楼下。卧室则在两厢房。闻及其眷属占其一,朱、许、何占其一,余来乃在室中加一铺。研究所由一本地人服役并做饭。七八人但吃两样菜,一炒萝卜,一豆豉,外一汤而已。极清苦。据云每月包饭费四百元,且由校中贴些茶水费,否则要五百元云。(《清华园日记·西行日记》199)  

在如此艰难环境下,继续做学问,且大有斩获,这实在是个奇迹。以人文学科为例,若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朱自清、王力、罗常培,历史系教授陈寅恪、钱穆、雷海宗、吴晗,哲学系教授汤用彤、冯友兰、贺麟、金岳霖,外文系教授冯至等,这一时期均有传世之作。

西南联大之值得永远怀念,除了有形的著述,还有什么呢?1948年,冯友兰在《文学杂志》35期发表《回念朱佩弦先生与闻一多先生》,谈及抗战开始,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建长沙临时大学:“中国的大学教育,有了最高底表现。那个文学院的学术空气,我敢说比三校的任何时期都浓厚。教授学生,真是打成一片。……那一段的生活,是又严肃,又快活。”我想把这段话略为引申开去--其实,放长眼界,九年联大,最让后来者怀想不已的,很可能正是此逆境中师生“打成一片”,一起经历苦难,一起探索学问,因而,“又严肃,又快活”。这一工作状态,在我看来,既学术,也精神,乃大学之为大学的理想境界。

初刊《新文学史料》19861期的《昆明往事》,开篇处,西南联大文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教授冯承植,也就是曾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以诗人特有的敏感与想象力,写下了这么一段激动人心的话:

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的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在什么地方你常常生病,病后反而觉得更健康?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冯至全集》4341)

或许,这段话可以作为无数“联大人”的心声来解读。

2007111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附记:西南联大的历史,一般从19379月算起,可正式上课的时间是111;而今年的1125,中山大学中文系将为老系主任、西南联大校友吴宏聪先生做九十大寿。作为弟子,我公私兼顾,既谈我的导师,也谈导师的导师,希望在三代师生的视野交汇处,凸显一所大学所曾经拥有的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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