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薛传钊（1953）

1951年的暑假，我们班的同学正在北京城里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实习。原计划实习两个月，大概工作了一个半月左右，学校里就通知我们立即返校。原来国家有关领导决定，让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四所大学的法学院的全体师生（除毕业班和老、弱、病、残者外）到广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一年。这是一次完全脱离专业学习，更加全面、更加彻底的锤炼。同我们一块参加土改工作的还有全国政协的部分委员，以及财经、政法、文教、卫生等系统中的一批知名人士。到广西后，还要配备一批地方干部。由于广西当时土匪猖獗，正处在清匪反霸阶段，因此还有一批第四野战军的部队干部和战士配合。组合起来，真是浩浩荡荡的一支很壮观的队伍。

1951年秋在广西邕宁十四区永宁村，与土改工作组和同班同学合影。前排右至左：汤纬祥、曾秉钧、组长XX，薛传钊，后排左至右：金方西、王新华、高嘉福，其他为地方干部。

在正式参加土改之前，我们的准备工作就是集中学习。先在北京学习，四个学校的同学都集中住在北京大学的红楼，倾听中央首长们的动员报告和形势报告。而后，到武汉侧重倾听中共中南局及土改委员会的领导们所做的有关土改政策及细则方面的报告；在广西当地由地方领导介绍工作地区的详细情况、工作步骤、工作方法。

当时全国已基本完成了土地革命，除了剩下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只有广西还没有全面开展土改。经过清匪反霸之后，要立刻进行土改，建立农村政权，才能巩固农村革命的成果，因此需要大批干部及时地到广西开展土改工作。广西的土改可以说是汇集了全国各地土改中的成功经验，吸取了一些教训后，结合广西特点而开展的土改运动。它也可称得上在中国土改工作中比较成熟的一次土改运动。这次有很多知识分子参加广西土改工作，对每个人来讲，真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如不参加这次变革，很可能在中国是“时不再来”了。这就是大部分同学都衷心响应号召，积极参与的原因之一吧。正因为如此，凡参加的人，谁都想亲历一下中国农村革命历史上的这一幕。

1951年8月下旬，大家高高兴兴地扛着行李，登上了南下的列车。前门火车站挤满了欢送的人群。令人意外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同志亲临火车站，他老人家充满着热切的期盼向每一节车厢的同志们挥手送别。

一昼夜的行程，我们到达了武汉市，是当时中共中南局的所在地。中南局土改委员会杜润生同志作系列的报告，主要讲的是中南地区农村形势。他操着一口山西音的普通话，情况掌握得又细又全，分析得头头是道，加上风趣和幽默，大家听得十分过瘾，不停称赞他“不愧为中国农业专家”。听完报告总是由清华社会系的吴景超教授上台，代表大家感谢一番。我们参加土改的队伍分成两大部分。第二土改团有清华和燕京法学院的全体师生，安排在邕宁地区，团长是广西的刘宏同志（后来是谢芳春），副团长由胡绳、田汉担任，吕森（清华）和刘文兰（燕京）同志还担任了相应的领导职务。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我们继续南下，二团直接乘车去南宁市。

从汉口到南宁，铁路两侧长满了亚热带植物，茂密的大树，一眼看不透，说明我们已经进入了亚热带地区，而这条铁路正是刚从密密的丛林中开辟出来的。铁路就好像被层层绿树包了起来，抬头只能从树隙中看到透过来的几缕阳光，时而吹过一阵热而爽的风。两侧的树木我们都不认识，但当驶进有田、有茅舍的地方，就看到不少大榕树、椰子树，还有不少巴蕉树、木瓜树和菠萝树。一路上我们这一群青年人兴奋极了，新鲜极了，我们好像在童话般的意境中漫步，穿越着无尽的“绿色海洋”。当时，我们觉得说了半天土改，但连一点土改的边也没沾上。除了一路上欣赏着亚热带风情，同学们不断地侃大山，车厢里只是一片欢笑和开心。当时大家觉得去土改，去革命，去体验生活，真诗意，真浪漫，太好啦，这是一条难忘的绿色的路呵！

火车终于“爬”到了邕江沿岸，那里长着许多“大叶小蕉”的香蕉树，密密的丛林已甩在车后面了，前面一片嫩绿，像是一片片半透明的翡翠向我们摇曳着，美极了！这就是南宁，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