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昌民（1970届电机）
黑夜卧谈
我想说的不是十点半熄灯那会儿正常的大学生生活，而是被邪恶政治搅昏了头、被摧残文化凉透了心、被青春激素壮足了胆的非正常时期，我们那时方二十岁。课没得上了，“革命”厌倦了，人在徒然长大。我们很悲哀：赶上了这么个悲哀的时代；等我们成熟了我们又觉得很庆幸：若不是这场海啸的冲击，我们一定会醉死在虚假的梦幻里，锈死在因背离人性而速朽的庞大机器上！（一九九三年我亲眼看见了当时僵化的俄罗斯，不禁后怕中国差一点走在同一条没有前路的路上。）
宿舍不再强制熄灯，明天无须早起，而黑暗更适于遐想。我们几个睡在床上交换见闻，评说天下，更多的是游骋在书的世界，意外的发现，惊人的观点，心会的妙处，冷峻的冲击……眼睛虽然是闭着的，可思绪却在飞旋，或高远，或深潜，或幽若谷，或灿若星。几个年轻人相互映发，兴不可遏，直到万籁俱寂，有人鼾声微起……
与谢方相比，我觉得自己要嫩得多，许多名著他在初中就读过了；他常有深刻的见解，甚至有本领借某本书的舞台，讲自己的故事，撩拨得姓林的同学第二天就勇敢地去向一厢情愿的暗恋对象示爱……
王普所知驳杂，但惜止于皮毛；杨士元内在质朴，用心默记暗诵……我们几个像海绵一样从书中吸入知识，以交流捕捉智慧，在那一段日子的漫漫长夜，我们的心迅速地丰富了起来。
那滋养了我的、终生难忘的夜谈啊！
班会春秋
在小学、中学，固定的教室既是学生的学习中心，也是活动中心；大学则不同，大课教室（不同的系、班在一起上）、小课教室（外语课以及由助教来上的辅导课或习题课）、系馆教室（以专业课、专业基础课为主）是流动的，要到课表指定的不同教室去上课。这样一来，班级活动多半只能在宿舍里。
我们企〇二班（电机工程系工业企业电气化自动化专业，1964级／1970届——清华那时是六年制）共有25人，女生仅4人，21名男生除爱好无线电通讯的鲁华龙一人住运动队宿舍外，分住在两间半宿舍，516、517门对门的两间宿舍（房门洞开）便充当了我们班的活动中心。
开班会之前这两间宿舍要匆匆洒扫以便纳客，当贾玉平铜铃般的话音在楼道里响起的时候，标志着女生们驾到了。接下来的节目，不变的是长身玉立的班长姜彦福胸音浑厚的开场白，和动辄脸红的团支部书记杨德发认真投入的宣讲辞……我们也曾经吃着瓜子杂果开联欢会，照例要请出贾玉平神完气足地唱一曲“麦浪滚滚”或者“人说山西好风光”，那时我取出竹笛伴奏，引得周边宿舍纷纷探头观望……
失去理智的时代也给过我们晦暗的日子：我们在同样的地点召开过批判会、斗私批修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划清界限讲用会、平反会……这是包括我们在内的六届学生“专美”于清华历史的不凡经历。我们班的同学们大都能心照不宣地把这些看作是虚假的表演，我才能在回首那段往事的时候内心泛起的是欣慰。
这也就是近年来我们企〇二班特别企盼校庆日团聚——已经是以越洋网络视频会议的形式——的理由。
节庆的日子
算起来在清华度过不少个节庆的日子，最难忘的当然还是一、二年级的时候。
在电机系11号楼宿舍和自控系12号楼宿舍之间有一片空地，节日的前夕，晾晒衣被的铁丝上张起了彩灯，排上了桌凳，再挂上谜语的纸条，最原始的游艺晚会就在系学生会的操持下打理停当了。在那种场合，我总是做同一件事：下围棋。六字班的“笑之泉”侯玉琨、九字班的“愣将军”蒋寿炎，这两个铁杆儿棋友就是这么认得的。雨天、寒天游艺晚会改在七饭厅，也是因为围棋，结交了建筑系九字班的倜傥才子金柏苓。
校一级的迎新年活动在最大的室内空间——西大饭厅。
“十一”去天安门受阅和参加国庆之夜天安门广场狂欢，这是给大一新生和大六毕业班的特殊待遇。九月入学以后，我们花不少时间操练队列和学习集体舞；党史课上老师出彩的演讲把我们的渴盼吊得足足的，对伟大领袖的崇敬已到了动辄热泪充盈的地步。
十月一日零时刚过我们即起身，带着干粮（馒头、咸菜、粉肠）和夹衣步行到清华园火车站，乘火车驶往安定门，再步行至王府井大街待命，其时曙色刚开。十点钟游行队伍依次自东向西（后来“文革”中有人提议改成自西向东）移动，等到我们经过天安门，天已近午，我们盯紧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心位置喊呀蹦呀，忘乎一切，个个坚信看见了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实际上城楼上的人影意想不到的细小，且大救星也有进去休息的时候，不过谁也不这样去想罢了。
晚上我们重返天安门广场，这回是紧贴金水桥，一左一右，与北京大学的“领地”相邻。看着广场上华灯初上，听着数不清的音柱播起欢乐的乐曲，终于到了数十万人踏歌共舞的时分了。那时的专心和放纵以后再也没有过了。天飘起了微雨，不同肤色的外宾从天安门下来与我们同舞，这时腾起满天的礼花，带起阵阵浪潮般的欢呼声……
兴浓中，我忽然发现佩戴的校徽不见了，就跟魂儿失落了似地难受；幸好又被人捡回来了，当时的心情真好！那枚刻有学号的校徽我始终珍藏着，珐琅面上看得见那次留下的细微裂纹。
下一年，我们班只有我又参加了一次国庆游行，我在清华的民乐方阵，任务是吹奏竹笙。我凭笛子报考了校民乐队，队长安排我学吹笙，我没用心练，可应付游行吹奏几支曲子并不困难。
我们还有过参加“五一”游园活动的任务。春光波俏的颐和园里人头攒动，首都各大文艺团体纷纷出动，相去不远就地围场，为群众演出。我和王普几个同学在石舫附近被总政文工团的表演深深吸引，清越尤富甜美，动静不乏诙谐，那几个表演唱——《五好红花寄回家》、《洗衣歌》、《库尔班大叔您上哪儿》真是美不胜收，自此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子里，一生也不会忘怀。
后花园
清华大学的西北角是清华附中和热电厂，路西便是曾为万园之园、又承载国耻奇辱的圆明园了。
榛莽一片、残石散布的圆明园就好比是清华园的后花园，我在那里多少次感受过骄阳下的躁动，朔风下的萧肃。喜爱长跑的学生比大家更熟悉圆明园废墟的落霞。
后来知道，清华园不过是圆明五园之一，系康熙始建，咸丰赐名，荷塘中的“荒岛”即同遭圆明园之火才有的忧愤之称。
我们电〇年级的级主任沈振基老师九十年代成为了呼吁保护圆明园遗址的名人，他主张找回散落民间的圆明园建筑部件，对于百姓它们不过是瓦石，对国家却是历史与文化。
我不赞同修复圆明园的任何短视的计划，不忍心看一眼为了获利而附加的巧饰与雕琢。这不应该是由政府官员和地方乡镇决定的事。遗址的精神力量是无穷的，西洋楼的残柱与颓石直刺苍天，那是泣血的反省，那是永恒的控诉；五千多亩园林、一百五十余处美景的芳魂无时不在向国人发出自强的呼唤！
另一处后花园当数颐和园了。说此大话，是因为一种特别的情感：我们多少次出清华西门步行到那皇室的夏宫，买廉价的门票，下昆明湖游水履冰，上画中画凭栏远眺，循后山路识树，在谐趣园观鱼……它与清华园似有分不开的关系。不与外人道，藏在心里总可以吧？
我们还骑车一路驰骋，掠过颐和园奔香山而去，如果那里也可以算后花园的话……
（《清华人》2008-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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