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龚育之^*（1948—1951）

1948：我选择了清华

我是1947年冬季从湖南长沙的明德高中毕业，1948年暑期在上海报考，考进清华大学的。

2006年1月19日，校史研究室主任田芊（左）拜访龚育之学长（右），中为李敉功学长。（校史提供）

我报考了三个大学：北平的清华大学、杭州的浙江大学、上海的交通大学。清华和浙大报的是化学系，交大报的是电机系，都是报的公费奖学金。别人同我说，这三所都是名牌大学，难考，你就那么有把握？再考个比较容易考的大学吧。我听从了这个意见，又报了同济大学。我以为同济大学是比较容易考的大学。其实，同济大学也是难考的名牌大学，只不过我孤陋寡闻，不知道同济的名声而已。

结果，同济考卷中的一道大题，我一时懵了头，考砸了，没有录取。清华、浙大、交大，倒都录取了。

三所学校，选择那一所呢？

没有犹豫，我选了清华。

这是因为我一直向往北平的如火如荼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因为我有两位很亲密的同学，他们比我早一年到了北平，在过去的一年中不断给我写信讲古都的学生运动。这两位同学，一位是北大的刘观恩，一位是清华的李敉功。

我在上海考完大学，就去了香港。我父亲是地下共产党员，这时已由组织安排，从上海撤退到香港。香港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却在国民党的统治之外。在香港有很好的了解国内形势和党的政策的机会，我在香港能够读到许多中国共产党的文献和毛泽东的著作，我不能放过。我向清华写信，请求晚一点报到。在香港住了近两个月，才乘坐一条轮船，转道韩国仁川到达天津，再换火车到北平。

取了行李，不知道如何去清华。只好叫一辆三轮车，请车夫送我去清华。这位三轮车夫，把我送到东华门在那里等待发车的清华校车。那是一辆木炭汽车，噗噗嘶嘶，出了西直门，穿过郊区的小镇、田野和一片一片冷清的墓地，一直开到清华园二校门。

我就这样到了清华大学。

在清华入盟入党

入学注册，我得到一个学号：37199。

一到校，我就加入了地下党团领导的一个以新生为主体的学生团体——春泥团契。这个团契已经活动约一个月了。

这自然与早我一年到清华的老同学李敉功的介绍有关。我们在长沙时、在通信中，对对方的政治倾向已经相互深知。我到清华以后，又告诉他我的父亲是地下党员，告诉他我父亲说在清华一定有地下党。

团契本来是基督教在青年中进行传教活动的一种形式，共产党借用这种形式来做学生工作。春泥团契主体是一年级新生，也有一些高年级学生作骨干。活动无非是组织读书——当然是读进步的文艺书、历史书、哲学书和政治书；组织唱歌——当然是唱学运的歌、民间的歌、《山那边哟好地方》之类的歌；组织跳舞——当然是跳集体的舞、民间的舞；组织游览——去圆明园、颐和园，去八达岭看万里长城……

当然，少不了还有各种演讲会、座谈会……

我到北平来，本来是向往那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可是，1948年下学期，罢课游行已经转入低调。我只在10月底参加过一次短时间的停课，是教师为物价飞涨要求加薪而罢教，学生声援教师并要求全面公费待遇以谋求最低生活而“总请假”。那时学生运动的工作重点，似乎已经转向团结和引导学校师生，关心时局，保存力量，发展组织，准备迎接解放。

不久，大约11月初，团契里的一位同学——机械系二年级的徐乃明，来发展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新联）。我当然高兴地加入了。后来知道，这新联，是地下党的外围青年组织中的一个。适应地下工作的环境，这样的外围组织不止一个，在清华就有新联、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民联（民主青年联盟）等六个之多。

根据徐乃明跟我约定的暗号，另外一位同学——电机系一年级的凌瑞骥来跟我接头。作为联系人，他联系一个新联小组，这个小组除他之外，还有三个人，我一个，李敉功一个（他已从电机系转到化学系来），郭士炎一个（他是机械系的学生）。

又过了一个月，大约是12月初，凌瑞骥同我谈话，谈我的经历，我的家庭，我的政治观点，然后问我愿不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谈了党对党员的要求，主要是要服从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为党的事业奋斗，哪怕牺牲个人的自由乃至牺牲个人的生命。我知道这是党来找我了。我欣然说愿意、愿意。过几天，凌瑞骥又来找我，郑重地跟我握手，说：我代表组织接受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这一天开始，你就是一名布尔什维克了！这就是我的入党仪式。我们的谈话，就在清华的校园里，没有党旗，没有宣誓，散着步，一握手，就完成了。我的入党介绍人就凌瑞骥一个。这些大概是适应地下环境，比党章规定的手续要简单一些。

又不久，凌瑞骥同他联系的新联小组谈话，宣布：我们这个小组，现在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小组了。

形势发展比大多数人预料的要快。东北野战军已经排山倒海般地进入关内，立即包围了天津和北平。

12月13日，我们还在化学馆里听张子高老师讲普通化学课，隐隐听到北边传来的炮声。先是辨不大清楚的低声，讲课还在继续，忽然一声响得大一点，张老先生一吃惊，手中的粉笔都掉到地上了。大家无心上课，都跑到楼层顶上想看看究竟，课就这么停下来了。

当晚，国民党军队要把大炮阵地设在清华园里靠西边的气象台、生物馆、化学馆一带。师生们一面交涉，要他们不要在这里设阵地，化学系有的学生还住进化学馆护校，一面大部分往校园的东边图书馆一带躲藏，临时在那边住了一晚。

12月14日，人们发现，国民党军队已经撤走，撤往城厢了。

清华园漫漫地沸腾起来。活跃一些的学生走出校园，去青龙桥，去玉泉山，同那些戴着大皮帽子站岗的、年轻而腼腆的解放军战士搭话，缠着几乎同样年轻的指导员、指挥员访谈。新华社的最新战报、政治新闻和这些访谈的报导，贴满了校园。

解放了的清华园

12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政治部在清华大学西门外贴了一张 “严加保护”的布告，标志着清华园已经获得解放。

19日傍晚，国民党空军的一架飞机飞临西郊，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上空转了几圈，抛下几个炸弹，落在两校的野地上。有的没有炸，有的炸了也不过炸个不大的土坑。既没有伤人，也没有毁建筑。这算是国民党军队对清华、燕京的最后告别吧。但这最后一炸，却激起广大师生极大的愤慨。同学们纷纷去看那炸坑。“他们居然把炸弹丢到这里来了！”我就听到我们班一位同学愤愤地自语。可以说，这炸弹炸掉了在一部分师生中对国民党还存有的最后一点幻想！

清华大学有学生自治会，学生运动则大体上是以社团为主要阵地进行活动，现在形势变了，进步学生力量更大了，遍布各系级了。于是，组织宣传队进城迎接解放的工作，在“迎接解放人民服务委员会”的领导下，以系级为主来进行。在饭厅里开会，大家都赞成组织进城工作的宣传队。全校成立五个宣传大队，每个大队下设几个中队，中队下又设小队。化学系一二年级为一个中队，自己取名为“尖兵中队”。化学系二年级的同学人数比一年级的多，一起哄，把我这个一年级新生选为中队长。李敉功是化一小队的队长。

我们这个大队的大队长和中队长们大多是地下党员。地下党的不同系统这时已经开始打通关系。大队要决定什么事项，党员先开会，再同全体中队长一起开会。有一些具体安排，讨论中有争议，一表决，总是按原定方案通过。那几个不是党员（也许是还没有打通关系的党员）的中队长觉得纳闷，党员队长们则觉得多了一次会议，多了一层麻烦。这大概是秘密党的工作方式同党外干部发生某种不协调的一个具体体现吧。

平津局势发展极快。天津给解放军一举打下来了。人们亟盼的北平和平解放却姗姗来迟。在清华园里为准备进城而学习的时间，在人们的感觉里拉得很长。

清华的地下党团干部在颐和园对面的清华大学农学院内听一次报告。报告人我记得是荣高棠，也可能记得不准确。这次报告会还是采取地下活动的形式。这是我第一次听党的干部作大报告。别的内容记不得了，但一个生动的比方却记得很清楚。报告者告诫我们：要团结广大青年，不要看不起落后分子。现在的形势是进步潮流不可挡。进步分子固然面孔向前，领着推着群众前进；中间分子面朝四边，也在人群中随着大流前进；就是落后分子，面孔朝后，想往后走，但在人群中被挤着，被裹着，身不由己，也在前进。

进步、中间、落后，这是当时流行的划分人群的方法。这种划分，就根据一个“政治标准”，而所谓“政治标准”，其实就是其人对当前政治形势、政治运动、政治学习的态度。这当然是狭隘的观点，观其一点，不及其余，学业、为人等等都没有在考虑之列。但是，这番话也的确正中了“进步分子”自视甚高、用固定眼光看人、看不到人们的变化的要害。

人们的确是变化的。我们班的一位同学，功课很好，曾经说过：哪怕它哀鸿遍野，只要有一间实验室，我就要在那里埋头做实验。话虽这样说，无非表示我们这位同学对化学对科学的执着，而现实的沸腾的生活，还是不时把他从实验室里引出来，走到为遍野的哀鸿而斗争的行列里来。我们班还有一位同学，也曾经说过：为什么要参加组织？牛羊才成群，而虎豹都是独来独往的。可是，时势使独来独往的他，终于明白了一个时代的真理：个人奋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只有组织起来，才是强有力的群体。

进城迎接北平解放

北平的和平解放终于来到了。1月31日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城。清华大学宣传队的大队人马赶在2月3日以前进城，为了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入驻北平的入城式。我们尖兵中队，住在崇文门内一条胡同里的汇文中学。寒冬腊月，在教室里打地铺，人多也不觉冷。2月3日那天早晨，同学们会聚在前门外的广场上，引领企望着进城的正式部队。望着望着，排列整齐的扛着枪的步兵雄赳赳地走过来了，军用汽车和昂头大马拉着大炮一队队地开过来了，新缴获的神气的坦克也隆隆地开过来了。从前门、正阳门，转到东交民巷，穿过东交民巷……学生和市民，也从前门转到东交民巷，夹道欢迎解放军。有人还爬到坦克上，又随着解放军在城里游行，欢唱。那时我对北平的道路还不熟悉，只记得清华学生的队伍曾经从北海的玉带桥上走过。

这一天，真正是人民的狂欢节。

2月4日，在国会街北大四院的礼堂里召开解放军同北平地下党的会师大会。记得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董必武、薄一波、李葆华，一个个党政军领导人都到台上讲话或者与大家见了面。这些人的名字我们从报纸广播中大都已经熟悉，讲的什么却都不记得了，但那兴奋的心情，一直留在心头。“我们已经胜利了，我们不再是地下党，而是地上党了，完全可以到天安门广场去开会师大会了。” 这样的豪言壮语，一直留在心头。

地下党员都去开会师大会，只好向进城来的同学宣布放假休息一天。昨天累了，今天休息，说得过去。可是，会师会上宣布，这个会第二天要继续开，还要听彭真的长篇报告。这样，就得再放一天假。向同学们怎样交代呢？但也只好如此。

所谓进城宣传，有一些同学是有具体任务的，比如到各城区街道上去宣传政策，帮助收兑国民党的货币，帮助登记反动分子，等等。我们化一二的宣传中队，除了一些街头宣传外，主要是到慕贞女中作宣传，组织学习和文娱活动。慕贞是教会中学，同汇文在一个胡同里，慕贞学生中有几位党员，领导她们的是贝满女中的一位教师党员。这位教师党员按照一定暗号来同我接过头，介绍慕贞的党员同我们中队的党员见了面。

进城宣传刚好在寒假期间。寒假结束，有几位同学留下来参加北平市军管会的城区工作（其中有化二的党员王政人），清华的大队人马就都回校上课了。

党团公开

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开过，还处在地下状态的党内传达了毛泽东在会上的报告，当时说的是二中全会决议。开完中央全会，中共中央从西柏坡移驻北平。

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在学生中和社会上招生。大家都想报名，以便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最后的战斗。但是，党预见到建设需要人才（那时理解主要是学工学理的人才），所以党内有规定：尽可能动员文法两科的学生参加，理工两科的学生一般不参加。有的文法科的学生，一两年就要毕业了，想有个“整齐”的学历，对参加工作团有点迟疑。张奚若教授出来做思想工作，批评这种“整齐观点”是没有看到参加南下战斗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对想参加而不让参加的理工科学生党员，则要做另一方面的思想工作，让他们不要闹情绪。原来春泥团契的叶绪霞（经济系）、郑培芳（旁听生）参加了南下工作团。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4月在北平召开。这之前，3月20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清华总支部已经成立，清华大学地下党建立的各类青年组织的成员，都转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我是化一二团支部书记。团员公开时，分系级开了座谈会，向同学们“亮相”，这本是一件好事。但是，有的团支书在会上翘着腿，摇着脚，神气活现地向团外同学说：“过去的学生运动就是我们领导的！”这话是很不对的。过去的学生运动，是时势使然，是反动政府逼迫的结果，是学生们自己的追求、自己的奋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共产党只有适应了人民群众包括青年学生的革命要求，才能发挥对革命的领导作用。国民党过去诬指学生运动不是学生们自己的要求，而是共产党操纵的，这引起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的同学们的极大反感。现在这样宣布，党的群众观点哪里去了？何况任何一个共产党员、任何一个党的外围组织成员，根本无权作这样的宣布！这件事说明，党团组织纠正党团员的自大自傲情绪，做好改善同群众关系的工作，还需要花很大的力气。

清华大学的党组织重新组编，总支部下面设分支部，第四分支部主要是理学院物理系和化学系的党员，参加这个分支部的化学系学生，有化四的杨淑慧，化三的齐顺章、王珉、沈其丰、叶于浦、郑用熙，化二的林济猷，化一的李敉功和我。化三的陶炳伦，担任了清华总支部委员。七一前夕，清华党总支向全校师生员工公开了全部党员的身份。

这样就完全结束了共产党和青年团的组织在清华大学的秘密状态。

中国共产党生日这一天，同学们，有党员，更多的是非党员，到城里先农坛聚会祝贺。天下着大雨，大家都淋透了。同学们开玩笑说：雨衣的质量不是看它防雨的能力，而是看它淋多长时间才能把雨水吸足，每次拧可以拧出多少水量。许多领导人到会，讲话，我们离得远，虽然听不清楚，还是十分兴奋。忽然听说，毛主席到了，学生们欢呼，要求毛主席讲话。主持会议的人一再说，毛主席来和大家一起庆祝党的生日，就不讲话了。但是，学生们不听招呼，一个劲儿呼喊，请毛主席讲话！请毛主席讲话！毛主席讲了几句。讲的什么，也听不清楚。

暑期学园

暑期到了，北平市青年团为中学生组织暑期青年学园，清华的一些同学被派往协助。以电机系的凌瑞骥为组长，包括朱镕基（电机系）、汤纪敏（建筑系）和我，为一个小组，协助北平市东北区团委的沈毅同志办园，沈为主任，凌为副主任。在暑期学园里，朱镕基负责组织业务学习，我负责组织政治学习，汤纪敏负责组织文娱活动。我记得去请过妇联的杨蕴玉作解放区的妇女的报告，还记得团中央两位同志，一位叫赫鲁，一位叫柯犁，来讲党史革命史，讲得生动、感人，同学们很爱听。北平市团委书记许立群还来各城区的暑期青年学园视察，叮嘱我们要把办园人员的伙食搞好，要给病号做面片汤。全市各学园结束，团市委请大家在公园里泛舟联欢。

暑假期间，市里还办了党训班，化二的王伟莹参加了这个培训班，随后就入了党。化一的王新瑞，记不清是不是也入了这班，后来也入了党。

提前转正

9月开学，我是化学系二年级学生了。学校党总支安排一批候补党员提前转正。党员公开时，全清华总支只有二十四名正式党员，分为七个分支部，分支书记和委员绝大多数都是候补党员。说是北平市委对清华党组织的成熟程度作了估计，认为应该有更多的正式党员，客观形势也需要有更多的正式党员，因为如果按党章选举，只有正式党员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我是候补期满九个月（即提前三个月）转为正式党员的，还有提前更多转正的。

此时，清华党总支部和各分支部相继正式选举。全总支正式党员已达一百四十二人，选出的全部总支委员、十个分支部书记和五十三名分支委员中，除两名工人候补党员外，其他全是正式党员了。比如：我们理化两系的党员组成的第五分支部，分支书记为罗劲柏（物二），分支副书记为齐顺章（化四），分支委员为王珉（化三）、孙公能（化三）、叶于浦（化四）、胡则维（物三）、严肃（物二），都已是正式党员，全分支三十二名党员中，二十一名已是正式党员。

开国大典

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群众队伍一队队从天安门城楼前自东向西走过，直到华灯初上。群众不断高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在城楼上不时地向群众挥手回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当学生们的队伍在天安门城楼前走过时，毛主席回呼：“学生们万岁！”

抗美援朝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朝鲜人民军打过三八线，打进汉城，一直往朝鲜半岛南边打，似乎就要打到最南端的釜山了。清华的学生们很兴奋，天天关注着战事的消息，在朝鲜地图上把人民军攻下的城市，一个一个插上小红旗。小红旗阵不断推进。到了洛东江边，却出现胶着状态，慢慢地停滞不前了。

然后就是形势逆转。美军在仁川登陆，占领汉城，攻向三八线，越过三八线，再向北进攻，占领平壤，逼近鸭绿江了。美军飞机轰炸北朝鲜，一直炸到中朝边境，炸到边境的中国一方。

随着朝鲜形势的日益严峻，清华园里进行了热烈的时事学习，展开了中国要不要出兵的辩论。愤怒的清华学生纷纷要求中国出兵帮助朝鲜。但也有主张不要惹火烧身，担心美军打到中国来，担心美军扔原子弹的。

11月4日，清华师生正在大礼堂看片名为《告全世界有良心的人们》的电影。这是一部控诉美军对朝鲜的野蛮轰炸的纪录片。悲惨的形象的镜头，使同学们极度激动。正好在这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发表了。中国决定要出兵了。学生们从大礼堂里、从各宿舍里冲出，在校园内游行起来。

全国，在清华也一样，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联合宣言发表，师生们都拥护，拥护中也有人害怕。过了一个星期，有人说：“奇怪，原子弹怎么还没有扔下来？”

清华园里出现了报名参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干（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热潮。有上千人报了名。我也报了名。

不过，我没有能够参军。

清华学生还到校外作过两次抗美援朝宣传。

一次是当年11月，到周围农村、工厂和北京城里去宣传。我们一组人去过中学、小学、医院。

一次是第二年春假到丰台卢沟桥一带农村作宣传。以化学系为主体、包括数学系等理科一些系的百多名学生，组成一个宣传中队，撒在许多村里。我是中队长，数学系的孙小礼是中队联络，有一位叫王德的农村干部指导我们。我们宣传抗美援朝，帮助各村制定爱国公约。

经过抗美援朝，化学系的同学大部分都入了团。春假之前，

清华党委理学院支部改选。

书记仍是物理系的何祚庥，组委仍是物理系的胡则维，我原来是宣委，这时为副书记兼宣委，增加了一名宣委孙小礼，团委仍是物理系的夏国治。

从入学到毕业

我们化学系这个班，1948年入学，名单上九人：王新瑞（女）、冯元、宋银柱、陈念贻、吴应、蒋硕健、李基天、陆庆邦、龚育之。到1952年毕业，这九人中只剩下四人了，我因病休学于1951年离校，其他人由于各种原因离开了这个班。但又增加了十二人：袁玄晖、李谦初、赵锡瑞、苏聚汉、李敉功、顾长立、罗徵球、李天恩、邵靖宇、张永刚、戴行义、冀朝铸，他们是后来陆续转到这个班来的。这一班毕业生，除冀朝铸到朝鲜参加中朝与美国的停战谈判以外，大都分配在化学研究和化学教学的岗位上。

2006年3月29日

* 作者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