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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水利专家陈渭忠回顾成都60年来轰轰烈烈的“水革命”

陈渭忠生于1936年，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专业，为著名的水利专家。

9月18日，在新中国成立60年前夕，成都著名的水利专家陈渭忠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几乎是成都河流的“活字典”，几十上百条河流在他口中如数家珍。整个上午，他向本报记者回顾了成都这60年来轰轰烈烈的“水革命”。

60年解决“水渴”

新中国成立之初，成都80万人口只有5万人能喝上自来水，直到上世纪70年代，成都的自来水才实现“半自动化”；而今天，成都家家户户喝上甘甜可口的自来水已是不能再平常的事了。

华西都市报：我们知道陈老是搞水利的，这辈子您怎么与水打上交道的？

陈渭忠（下简称陈）（笑）：这个比较偶然，我是1953年考上清华大学的，公路专业。上学后就遇到院系调整，公路专业合并到了上海交大，而我就重新选了水利专业，那个时候觉得这个有前途。虽然偶然，但我从小和水就有不解之缘，我小时候就出生在府河旁边，是喝府河水长大的。华西都市报：您小时候是挑水吃吗？

陈：是，每天都要到府河去挑水。那时候成都大多数人都挑河水或打井水。

华西都市报：新中国成立后，成都如何解决老百姓喝水问题的？

陈：成都市第一座自来水厂是1946年修的，修在青羊宫那里。那时供水规模只有5000吨，只有城市中心区那些家庭比较富有的人家才能吃得起，像我们大部分人都吃河水和井水。到1952年，全市也只有5万人能吃得上自来水。

华西都市报：那时全市有多少人？陈：全市有80万人的样子。

华西都市报：90%的人吃不上自来水？陈：吃不上，吃不上，我都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都到河里去担水。后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成都的自来水实现了“半自动化”，不是真正的“自来水”。在每条街上安一个水桩，一到下午四五点，家家户户都拿着一个水桶排队去接水。大桶1分钱，小桶半分钱。老成都人对这段记忆刻骨铭心，我记得当时我下班后，先让儿子去排队，提了一桶水后，又让儿子去排。那个时候用水还不能奢侈，比如洗澡，现在基本上每天都要洗一次，那时候不行，夏天一两天才能享受一次“半淋半冲”，冬天则两个月洗一次都还说不一定。那时成都的浴室很多，过春节前生意最好，排队洗澡。

华西都市报：什么时候洗澡就不再奢侈了呢？陈：一直到1975年，全市自来水供水能力发展到了17.3万吨，比1946年增加了16.8万吨，每年只增加8800吨，但仍然远远赶不上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缺水量达10万吨。当时群众这样形容自来水：一楼稀稀拉；二楼滴滴答；三楼眼巴巴。只有那个年代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美好”回忆了（笑）。

华西都市报：现在成都家家户户都有了自来水，什么时候发生这转变的？

陈：改革开放后。成都市城市供水蓬勃发展，特别是水六厂的1-4期工程于1990-2002年陆续投产后，水一厂关闭，2002年全市自来水供水规模已达138万吨，还不包括一些部门的自备水源。比1995年增加120.7万吨，27年间平均每年增长45000吨，基本满足了人民群众的需要，水六厂的水质领先全国水平。目前水六厂6期工程又称为水六厂C厂正在修建。

60年治理“水患”

成都虽然被称为天府之国，但并不是“水旱从人”，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干旱。经过60年来的治理，成都不再会有大的“水患之忧”。

华西都市报：《华阳国志》称成都是“水旱从人”的天府之国。我们知道，您是水利专家，是治水专家，成都还有没有水患之忧？

陈：“水旱从人”是相对而言，实际上是经常发生“水患”，水少了会干旱，水多了会闹洪涝。

华西都市报：成都水资源这么丰富，还怕干旱？

陈：历史上关于成都干旱有很多次记载。1936-1937年四川大天干（俗称丙丁大天干），饿殍载道，赤地千里。而近15年，成都也经历了1994年、2006年两次大旱，差别在于损失减少了很多。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成都的水利事业进入了一个飞跃发展，全面发展的新时期。解放初期，全市农田灌溉面积约占耕地面积的55%，60年来，先后修了东风渠、人民渠、牧马山干渠、玉溪河引水工程及约200座水库，近3000座提灌站等水利设施。

华西都市报：成都历史上记载也发过几次洪水？

陈：发过，我都抗过洪。成都平原洪水有三条出路，北面为金堂河谷，洪水经金堂由沱江排洪；南面为新津河谷，洪水经新津由岷江排洪；中部为华阳河谷，洪水经华阳由锦江排洪。上世纪成都经历了两场特大洪水，1947年一次，1981年一次。这两次洪水望江楼水文站洪峰流量显示分别为1120和1050立方米/秒，洪水量级很接近。1947年府河下游的灾情很重。成都当时有份报纸叫《新新新闻》，据它报道，嘉禾乡千余人被冲后，仅40人生还。1981年洪水，双流县仅死9人。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成都加大了治理水患的力度：金马河治理了，金堂峡拓宽了，府南河及沙河综合治理后，防洪能力均提高到200年一遇。

华西都市报：成都现在还有“洪水”或“干旱”的担忧吗？

陈：相比而言，成都还是有比较强的抗旱能力，毕竟上游有都江堰这个得天独厚的工程，加上我们这几年搞农村用水保障工程，应该不会出现大面积干旱情况，局部地方还是有可能。洪水就不好说了，因为洪水有一定随机性，比如暴雨就不好控制，只能说城市防洪能力有总的提高，如果再出现1947年（100年一遇），1981年（70年一遇）那样的洪水，灾情肯定更小。但还有新问题，比如城市化进程使内涝加重，这个值得警惕。在古代，成都城内就有许多池塘，那都是用来调剂内涝水量的。而现在，这些池塘早已消失，只剩下带有“池”或带有“塘”的街名了，比如上莲池、王家塘。

60年破解“水忧”

解决了吃水问题，解决了“水患之忧”，而被污染的“水环境”开始惩罚我们。成都在这个问题上觉醒较早，从治理府南河开始，成都也开始“水革命”。现在成都锦江的水环境逐渐好转，白鹭回来了，鱼也回来了。

华西都市报：由于经济发展没有保护好环境，被污染的“水环境”开始惩罚我们。成都情况怎样呢？

陈：成都在这方面是欠了债的，这问题在国外也是一个通病，先发展起来，污染了，发现问题再去治理。比如英国，工业革命后泰晤士河污染严重，1957年，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宣告，泰晤士河“生物环境已不复存在”，泰晤士河被称为“死河”。1960年，英国出台了一项历时20年的河水清洁计划，开始对泰晤士河污染进行根治，称为“水革命”。1974年，治污初显成效，大马哈鱼在消失了150年后重返泰晤士河。

成都在这个问题上觉醒得比较早。从治理府南河开始，成都也开始“水革命”。现在成都锦江水环境逐渐好转，白鹭回来了，鸟回来了，鱼也回来了。

华西都市报：为什么说成都觉醒得比较早？这几年付出了哪些努力？

陈：1985年7月，龙江路小学10名少先队员致信当时的市长胡懋洲，倡议治理和保护府南二河。经几年筹备，1993年1月动工，1997年12月27日，在成都市解放48年纪念日的那天完工。府南河治理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三次获得联合国及国际环保组织的奖励。

1997年12月成都府南河（锦江）完成治理

2001年至2004年又启动沙河综合治理，沙河的治理更注重生态化理念，也因此获得国际河流舍斯奖，这也是中国第一条获得此殊荣的河流。我家现在就住在沙河边，我早晨经常到河边走走，景色很美，空气很新鲜，确实很舒服。

整治后的成都沙河美丽如画

如果以1993年开工的府南河综合整治为开始，成都已坚持不懈治理水环境16年，投资200亿元，取得了初步成效，但还需要持之以恒继续治理，为成都营造一个更优美的水环境。

现在的成都江安河

华西都市报：现在成都治理水环境最突出的矛盾是什么？

陈：按照国际惯例，一条河流的水量开发不能超过总水量的40％。有的国家，比如瑞士开发不能超过20%，现在成都已超过了国际标准，这几年也一直在探讨这个问题。

我认为，健康的河流有着完整的生态系统，是无穷变化的生命体。我们对河流的开发不要吃干喝尽，不能掠夺式地开发。否则我们将在这个问题上吃大亏。环境破坏了，自然会报复我们。当年由于泰晤士河受到污染，伦敦多次暴发霍乱，造成4万多人死亡。

华西都市报：您作为水利专家，目前最担忧的问题是什么？

陈：我担忧的还是环境问题，我更关心水环境。主要是生活、生产、生态“三生”用水的科学合理分配问题，岷江就只有这么多水，如何在这三者中合理分配，是个涉及各方面的系统课题，也值得大家重视。

华西都市报：您对成都将来的“水环境”愿望是什么？

陈（笑）：李白当年描写成都时称“水绿天清不起尘，风光和暖胜三秦”，希望我们的环境能重新回到唐朝那个时代，虽然这需要艰辛而漫长的努力，但我觉得还是可以实现的。（陈诚 陈羽啸）

转自 华西都市报 2009年9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