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清
一 童年和学生时代
业师楼光来先生(1895.9.24~1960.2.9),字昌泰,号石庵,浙江嵊县石磺镇楼家村人,生于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9月24日(阴历八月六日辰时),生肖属羊。1960年2月9日去世,享年65岁。
曾祖父楼启棠,祖父楼后瑜,都以教书为生。他上有兄姐,下有弟妹,他却一枝独秀,最有成就。
楼师家学渊源,秉承了书香门第的传统美德:孝悌忠信,仁爱节俭,勤奋好学。他幼年在家乡读私塾,早年就中了秀才。成为楼家村家喻户晓,并且闻名遐尔的少年英才。
1911年(宣统三年)考入清华学堂;1918年(民国七年)毕业。同年赴美留学,于8月24日,在上海搭南京号轮船赴美。同船之清华留美学生有徐志摩、李济、余青松、查良钊、张道宏、张歆海、程其保、董任坚、董修甲、叶企孙、熊正瑾、刘崇鋐、萧叔玉等。
楼师于1922年(民国十一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中國名人在哈佛留學研究者,據考查还有:劉瑞恒,趙元任,胡適,梅光迪,陳寅恪,湯用彤,張歆海(鑫海) ,顧泰來,俞大維,吳宓,李濟,唐鉞,胡正祥,陳岱孫,江澤涵,楊嘉墀,張福運,俞大維,梁實秋,林語堂,張心火良,羅邦輝,秦汾,金岱,楊詮(杏佛),宋子文,竺可楨,齊思和(致中),翁獨健,郭斌龢,范存忠,黃延毓,鄭德坤,林耀華,陳觀勝,楊聯陞,周一良,嚴仁賡,任華,劉毓棠,馮秉銓,吳于廑,關淑莊,張培剛,高振衡,陳梁生,施于民,李惠林,全漢昇,梁方仲,王念祖,王伊同,蒙思明,王鍾翰,謝強,,鄧嗣禹,王岷源,李方桂,任叔永 (鴻雋),陳衡哲,梁思成,梁思永,洪深,錢端升,賀麟,姜立夫,張炳熹,張芝聯,洪 業,方治同,趙理海,胡剛复,丁文江,衛挺生,郭廷以,袁同禮,陳榮捷,殷海光,余英時,嚴耕望,董同龢,梅祖麟,徐中約,梅儀慈,王浩,王安,貝聿銘,許倬雲,漢寶德,成中英,郝延平等。]
吴宓日记中把陈寅恪,汤用彤,张歆海(鑫海),楼光来,顾泰来,俞大维和吴宓在1920年8月17日的聚会,仿法国著名文艺团体“七星社”,称之为“七星聚会”。
哈佛的白璧德教授对楼光来和张歆海、汤用彤、陈寅恪及吴宓等学生期望至殷。
二 工作经历
楼师于1922年回国后,即应张伯苓先生之聘,在天津南开大学任教授。张伯苓聘请教授的原则是“自然与人文兼顾”。他聘请楼师与骆宏凯、梁启超、范文澜、蒋廷黻、徐谟、李济、凌冰、何廉等为教授,他们都是当时的权威学者。
1923年,楼师应郭秉文先生之聘,到东南大学任外国文学系教授。[郭秉文字鸿声,又字洪生,江苏江浦人,1880年出生于江苏江浦,1908年赴美专攻教育,191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 士学位,是这所著名大学的著名哲学家杜威和著名教育家孟禄所培养的第一个中国籍博士。他主张以欧美高等教育为蓝本创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重视融合中西文化的学科建设并广延留学欧美的优秀人才,20年代曾连续三届当选世界教育会副会长兼亚洲分会会长。郭秉文在1920年代将东大建成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也是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 。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 登在《在华五十年》一书中写道:“郭秉文延揽了五十位留学生,每一位都精通他自己所教的学科。”北京大学教授梁和钧在《记北大(东大附)》一文中也认为:“北大以文史哲著称,东大以科学名世。然东大的文史哲教授,实不亚于北大。”因为“东大所延教授,皆一时之选”。郭在抗战期间以财政部常务次长兼驻英使馆财务参事身份长住英国,后被任命为联合国救济署副署长兼秘书长。1947年退休后定居美国华盛顿,继续从事文化外交,1969年8月29日因病逝世。]
1924年至1927年楼师任教于清华大学西语系。[按:南大百年校庆文件说他受郭之聘以后,“从此就与该校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校名改为第四中山大学、江苏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他始终在文学院任教和研究莎士比亚。”但根据《吴宓日记》,1924年4、5月之交,东南大学决定并宣布裁併西洋文学系。于是楼师与梅光迪、李思纯皆决定离开东南大学。随 后楼师去清华;梅光迪赴美;李思纯去成都大学。裁併西洋文学系之事在汤用彤年谱中也有记载。这件不光彩的历史事实竟可因百年校庆而抹杀篡改!可叹也!楼师是由在哈佛相识的吴宓(时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主任)推荐去清华的。他于7月到任。两个月后的9月15日,楼师去看望吴宓,下了一局棋。1926年10月3日,楼师还与吴宓、叶公超(崇智)和Winter同 去参加徐志摩与陆小曼的婚礼。1927年6月29日下午1--3时,吴宓在楼师家作客并下棋。1927年8月11日,梅光迪、汤用彤致电楼师和吴宓来南京议事。1928年8月6日,吴宓来宁。翌日,楼师与汤用彤、缪凤林等回访吴宓。以上资料证明:楼师在清华任教的时间是1924 年至1927年。]
有资料说楼师曾在华盛顿大学任教。因其长子楼定华于1925年出生于美国,故其在美任教时间当为1925年前后。
1928年,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聘楼师为文学院院长。其时闻一多曾代表文学院担任校务会议代表。后由谢寿庚继楼师为文学院院长。1937年,楼师任中央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至 1939年为止。1941年11月,楼师复任文学院院长,至1944年9月为止。
楼师《悼梅迪生先生》一文中有“二十五年,先生任教浙大,光来亦在杭任职”之语。1937年1月—8月,楼师任浙江省政府委员。是年5月17日为杭州市成立十周年纪念,他曾以杭州市政府代表的身份在西浙大礼堂庆祝典礼上作了训话。该文中又说:“二十六年,抗日军兴,浙大转徙遵义,光来随中大入蜀,会合无由。”由此可知:楼师在杭州工作的时间当为1936年至1937年。楼雪明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在抗战前两个月曾在杭州为她买了一架高级钢琴,这也是这段履历的旁证。
1943年楼光来当选教育部第二批部聘教授,所谓部聘教授,就是在全国范围内,每个学科推举一名最杰出的教授,由教育部直接委聘,作为全国同学科的“首席教授”。部聘教授不仅地位高,而且待遇优厚,月薪达六百元(一般教授为三百六十元),还另有研究经费。当时全国共选出部聘教授四十五位,中大就有十二位,除楼先生外,其他当选者有胡焕庸(地理)、艾伟(教育心理)、孙本文(社会)、梁希(林学)、蔡翘(生理)、胡小石(中文)、柳诒徵(历史)、常直导(教育)、高济宇(化学)、戴修瓒(法律)、徐悲鸿(艺术)。
1946年,中央大学复员回南京,楼师第三次担任文学院院长。此时的中大文学院已有教师101人(教授56人,副教授9人,讲师14人,助教15人,兼职教授7人),阵容强大,学生571人,而外国文学系学生有207人,为全院第一大系,时任系主任者是范存忠教授。
有资料记载楼师曾任教于金陵大学。他任教于中大时,去金大兼课应是可能的。但起迄年月不详。
在外交方面,楼师历任华盛顿会议中国代表团随员,国际联合会代表团办事处秘书,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外交部欧美司第三科科长。
三 教学
楼师把他博大精深的学问,通过循循善诱的教学方式,点点滴滴地滋润学生们的心田,正如杜甫所说:“润物细无声。”
楼师教了我们40级历时三年的作文课。他先把我们在课堂上写的作文看一遍,把有问题的地方画出来,发回让我们自己修改,然后他再作改定,最后在课堂上讲解一些重要的问题。这样就使我们从感性到理性逐步提高。
楼师不断纠正我们的写作方法,要我们注意句型结构、习惯用法、搭配关系和同义词语的正确选择问题;要多多阅读原著来逐步扩大词汇和熟悉英语的各种表达法;要特别注意英语中不同于汉语的表达方式,力求避免Chinglish(汉语式的英语)。
楼师教我们二年级作文时,指定要读Lytton Strachey的《Queen Victoria》,并规定每读一章就要写一篇作文。我们就得把每一章压缩精简,尽可能用自己的话来表达原意。在改写过程中,就得细心阅读原文和推敲改写的方法,从而在阅读和写作方面都得到提高。
楼师每学期都要配合名著选读课来出作文题。例如三年级时陈嘉先生的名著选读课采用Thackery的《Vanity Fair》,楼师就叫我们根据此书自由拟题。这种协同作战的教学法既帮助了别的教授,也使学生们得以更好地消化和提高。
楼师还花很多时间给我们讲synonyms,讲the nuance of synonyms。他从《Webster's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English》这部大辞典中找出重要的synonyms加上自己的见解来讲授。38级的张惠明曾复查该辞典有关词条来同楼师所讲
内容进行比较,发现楼师是把采来的花粉酿成了蜜甚至蜂皇浆再送给学生们的。
楼师常讲:“做学问有两大要点,其一是思维要有深度,其二是要细密。”他讲授synonyms就是使我们做到细密,写得文从字顺,正如福楼拜教他的学生莫泊桑那样。后来系图书室 购置了《Webster's Dictionary of English Synonyms》,楼师看到了,非常高兴地说:“要是我早有了这部辞典,我就可以省力多了。”他就这样不辞辛苦地为我们“酿蜜”,我们永记不忘。
39级的夏祖煃(北京第一外语学院教授)写的作文又快又好,但楼师还是稍加修改。每一改动都有画龙点睛之妙,使作者和观摩者都叹服。
楼师讲授莎士比亚,主要采用《Six Plays of Shakespeare》,讲解时他能把莎剧中与讲解有关的部分都背诵出来。
楼师不但教书,而且教人。他对学生们的缺点不是简单地指责,而是善意地批评。例如有的同学写作文涂改太多,他就加批语:“Tidiness is politeness.”有的同学字迹不规范, 很难辨认。他就加批语:“ Your handwriting is illegible.”而且楼师还以身作则用自己工整漂亮的书法(不管在黑板上还是在我们的练习本上)为我们提供了习字的model。
四 学术
楼师学贯中西,文通今古,是全国的学术泰斗,被誉为英国文学三杰之一、西洋文学八大家之一(其余为梅光迪、吴宓、梁实秋、闻一多、张欣海、徐志摩和陈衡哲)、东方莎士比亚权威和亚洲七大莎士比亚专家之一,受到学界的普遍尊敬。钱钟书先生在清华大学外文系讲课时就曾说过:“楼光来先生的人品和学问使我衷心钦佩。”(其学生朱锡沅于1950年给 我的信中所述。)他在中大和南大不仅受到学生们的景仰,其他知名教授如范存忠、郭斌和、陈嘉等也都对他十分尊敬。
记得1951年时,美国之音曾胡说:“南京大学不让楼光来先生开莎士比亚课”,以此来进行反华宣传。这也可以证明楼师名望之高。
楼师的中文造诣也非常高。他曾对女儿说:“要英文好,中文一定也要好。”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有了深厚的中文功力作为基础,他就建筑起高大的英美文学金字塔来。他在教学中也常提醒我们要重视中文的学习。中文中易犯的语病也常给我们指出。
他在学术讨论会上和课堂上经常引用欧美名人如Laski,Emerson等人的著作。往往一段讲话就是不同作家的引语连珠。真是“六经皆我注解”(陆象山语);“中外古今的图书皆我注解”。这使得沈同洽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他看来,自己要讲和要写的东西几乎都难超出前人著述的范围。要做到这样,多么不容易啊!也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就很少著述。郭斌和先生曾说:“楼先生计划在晚年从事著述。”可是由于健康等原因,未能实现。
郭斌和先生还曾说过:“我们系里有位大学问家,大家都尊称他为‘无字碑’。他就是楼光来先生。”楼师为人谦虚,从不吹嘘自己,正如武则天不用碑文来记载自己的功绩一样。
楼师在研究英文同义词的细微差别方面的功力在一次外交事件上,发挥出了胜过千军万马的威力。1938年,我国外交部准备同印度签订中印边界协定。印方草拟的协定英文本经过我 方多位专家审查都通过了。最后交到楼师手上。楼师发现两个重要的词语大有问题。如果正式协定中用了这两个词,我国将丧失大片领土。外交部就此向印方交涉,印方大吃一惊。他们原以为中国无人能识破,可以逞其扩张领土的阴谋。后来印方只得同意楼师提出的改定。楼师就这样为国家立了一次大功。于此可见,其英文造诣是举世赞叹的。
新中国成立前,楼师和范存忠先生都是大学丛书编纂委员会委员,为教育部审定英语教材。
在50年代,楼师曾被邀请参加《毛泽东选集》英译工作,但因病未能成行。
楼师还被大家尊称为“living dictionary”和“living encyclopedia”。无论什么中译英的问题,他都能不假思索地回答。例如有人问他“鉴定”的译法,他立即回答: “testimonial”。又有人问他“小吃店”的译法,他也立即回答:“cafeteria”。
在楼师的熏陶下,好几位学生也成了活辞典,例如周世勋、唐志强(都是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的法语教授)和张惠明(《China Daily》一级编审)。周、唐二人因为英语好,法语造诣也就高。
楼师曾说:“即使是英美的著名作家在写作中也都难免有用词错误。”他能在任何一部原著中找出错误。例如Lytton Strachey的Queen Victoria是用词造句十分讲究的传记,即使如此,他也找到了“a flood of weeping”不妥,应改为“a flood of tears”。
楼师的关于synonyms的讲稿,内容丰富,非常宝贵,若能整理出版,该是一部多好的著作啊!莎士比亚课的讲稿也可以整理出版啊!可惜这些讲稿连同其他著作手稿和读书笔记都在“文革”中毁掉了!
我把楼师三年中所批改的作文练习(及范存忠先生在四年级翻译课所批改的中译英练习)一直珍藏到1986年,原想整理成几篇文章作为纪念,可是也都在搬家时给子女毁掉了。未毁于“文革”而毁于子女之手,实在很遗憾!
楼师支持学衡派的主张,也是学衡派的成员。他对学衡派所做工作的基本评价是“《学衡》批判了地方主义运动的泛滥及沽名钓誉之人恶行猖獗,为道德等诸方面的健康发展起到了补充和纠错的作用。”这一评价得到了梅光迪先生的认同。
我们所能找到的楼师作品只有两篇。一篇是用中文写的《悼梅迪生先生》(按:梅迪生即梅光迪),刊载于1947年6月1日出版的《思想与时代》第四十六期。今录此文于下:
悼梅迪生先生
楼光来
光来获交于先生在民国十二年之夏。是时光来甫自海外归来,因先生之介,任教于东南大学;与先生同寓太平桥,朝夕谈论,诉合无间。二十五年,先生任教浙大,光来亦在杭任职,复时相过从。二十六年,抗日军兴,浙大转徙遵义,光来随中大入蜀,会合无由。三十四年,先生因病就医重庆,得与再晤;不意数月后,噩耗传来,幽明永隔。回思往事,不胜惘然。
先生为人坦白真率,往往面斥人过,不稍宽假,惟绝不藏怒、宿怒。友人与先生不合,直言其非者,先生亦毫不介意。先生讲学论文及品评人物,往往一语破的。盖先生富于直觉,于人生体会极深,故其为学无时不以人生体验为参证,一如英国之约翰孙,与治哲学者之讲求逻辑、从事考证者之好旁证博引而未了解人生,固截然不同也。先生风神散朗,胸襟洒落,如魏晋间人;而遇事直言,主持正义,实有儒者气象。先生以朝野方以功利主义相倡导,欲以泰西人文主义启迪后进,补偏救弊。惟先生为学虽重视人格之养修,理智之训练,而学以致用之意无时或忘;故当其寓南京太平桥时,喜读王荆公、曾文正之诗文,盖先生欲合学问事功为一,不欲徒以文章见称于世也。
今之治西学者,往往于我国固有之文化不甚了解;而治国学者,又昧于西洋立国之精神。欲求如先生之文章学问奄有东西之长,而风度如魏晋间人,气象近儒者,不可多得矣。此先生之未享大年,实为士林之不幸,非仅光来一人之私痛也。
另一篇则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初用英文写的诗稿。今录此诗于下:
For the peopls's rights/ We firm will stand,/ One family,/ One united land./
May our leaders long,/ Like a spearhead strong,/Clear the way, nor delay;/
Forward strive, never stay./ We vow strength and skill,/ Courage and good will:
One in heart, one in mind,/ The goal We'll find.
五 家庭
楼师在出国留学前,即在老家与一同乡女子结婚,生有一女名楼国琴。
楼国琴生于1917年,在农村长大。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社会系。因子女多,未参加工作。2001年去世,享年84岁。
楼师的发妻去世后,即由张歆海介绍同沈丽则相识结婚。1925年前后,她随楼师到美国生活。儿子楼定华即在1925年出生于美国,成为美籍华人。他毕业于西南联大,长期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有资料说:他在清华学习期间名为楼格。1947年5月清华校庆时,林徽因因病上不了楼,还是由楼格把她抱上楼去的。
女儿楼雪明出生于1927年,1950年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社会系幼儿教育专业,后随夫郭一鸣在北京教学仪器厂工作。他俩是南开中学44级同学,都是音乐爱好者,编有《旗正飘飘》(合唱歌曲31首);《嘉陵江上》(独唱、齐唱歌曲110首);《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英文歌曲100首)。1997年2月,中央电视台的旋转舞台节目中对此三书作了评介,说:“它凝聚着历史的份量,也积淀着无边的深情;它既能鼓舞人们奋发向上的激情,又能引发人们对过去岁月的随想。” 2004年8月1日,南开系列学校的百年大庆时,纽约校友聚会上还从中选出一首词曲十分优美、催人奋进的“夜读”,纵情高歌。
女儿楼皓明出生于1930年。在中央大学园艺系毕业后去兰州工作。她是邹钟琳大师的儿媳。
沈丽则与楼师结婚后,一直脚踏两只船。1947年冬终于离婚,她就同上海的老相好结婚。1954年楼师因病住院以后,她曾回来过几次。但她只是为了房产证件,并未给楼师悉心照料。互相不讲话,不一起吃饭,一直分房睡。她带给楼师的只是苦恼。楼师就只能常常写信给女儿雪明诉苦。
1954年的某一天,楼师因肺病大吐血,一个星期未能到校上课,领导就来家探望,送他去医院住院,初住南京市第一医院,后在胸科医院长期疗养。楼师于1960年2月9日去世的那一夜是坐在一张沙发上,没有盖毯子,冷得把手夹在两腿中间。楼师何尝不想把一个子女调回南京来照顾自己呢!他总是克己奉公,从不向上面伸手。领导也没有在这方面主动关心他。
六 品德
楼师一身正气,只说真话,不说假话。凡是正义的,正确的,他就支持;凡是邪恶的,错误的,他就反对。从不含糊。
1946年1月25日 为促成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中大组织示威游行,本部全体同学参加,柏溪分校90%的同学参加。校长吴有训与楼师及金善宝、马寅初、李旭旦、蒋孟引等近百名教授也参加了游行。事后,与重庆大学联合邀请周恩来作题为“中国民主运动问题”的演讲。
1946年2月11日,苏、美、英同时正式披露了三国于一年前秘密签订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由此在中国引发了一场以维护国家主权为主题的声势浩大的反苏护权运动。这场运动以青年学生的大游行为主体,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短时间内遍及大半个中国。运动的直接影响是迫使国民政府通过外交努力加速苏联撤军东北。从运动主流来看,这是一场捍卫领土主权完整的正义运动。1946年2月的反苏大游行,是在国民政府对苏外交妥协、中国西北、东北部边疆危机四伏的背景下,由青年学生激于爱国情绪自发掀起的。
根据秘密的《雅尔塔协定》,1945年8月9日,苏军突然对盘踞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日本关东军不宣而战,一周内击溃日本关东军并占领东北全境,大大加快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速度。为防止日本东山再起和美国势力北上,斯大林奉行扩大领土、控制周边国家和地区以确保苏联安全的国防政策,试图建立一个西起新疆、中经外蒙、东北、东达千岛群岛的“安全圈”。苏军拆运东北机器。(由于东北的轻重工业全被日本的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满洲电业株式会社、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所垄断,三厂全部机件均被拆运。汽车制造厂也被洗劫一空。)国民政府派往东北地区进行接收的经济部东北行营工矿处副处长张莘夫等8人,在接收抚顺煤矿后返回沈阳途中被杀害。中国共产党重要将领卢冬生(松江军区副司令员)也在哈尔滨被苏军士兵打死。
苏军在进入东北后,奸淫掳掠,暴行不断。特别是抢东西,强奸妇女两项,造成了东北许多群众的严重恐慌。苏军的散兵游勇们白天就在街上乱窜,有的到处找酒喝,有的偷仓库的东西,成袋的在街上卖,晚上喝的醉醺醺,闯街钻巷找“玛达姆”,吓得老百姓关门闭户,中国女人晚间不敢上街,男人上街则不敢戴手表、穿皮大衣。这些事件更激起国人的义愤。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在谈到苏联出兵东北时,犹有积愤地说当时苏联的军纪坏透了。)
不少知识界人士慷慨陈言。2月21日,国立中央大学教授会及助教会共同发表通电,向苏美英三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希望中国政府能“坚定不移,勿作现行条约范围以外之任何让步 ”。22日,楼光来与傅斯年、陈衡哲、宗白华、储安平、罗承烈、钱歌川、任鸿隽、王云五、吴世昌、赵超构、任美锷等文化界名流联名撰文申明态度:“中国在反侵略战争中,抗战的时间最久,所受的损害最重,不意美苏英三国竟订立这样的秘密协定,侵犯他们盟邦中国的领土主权,破坏了自华盛顿九国公约以迄开罗会议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庄严诺言。这一秘密协定,违背了联合国共同作战的理想和目标,开创了今后强力政治外交秘密外交的恶例,影响所及,足以破坏今后世界的和平,重踏人类罪恶的覆辙。这一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记录。”他们要求国际社会维护国际正义;要求国民政府公开对外交涉经过,“不得再有任何丧失国家主权及利益的行为”。2月22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四 川省立教育学院、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四川省省立重庆女子职业学校、国立重庆大学、湘雅医学院、南开中学、交通大学等26所大中学校学生及教职员工等两万余 人于晨6时在沙坪坝、小龙坎集合,展开大游行。师生沿途高呼“苏军必须立即退出东北”、“苏联应切实履行中苏友好条约”、“苏联应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拥护政府采取强硬外交”、“苏联必须归还在东北抢夺的物资”、“绝对拥护政府接收东北”、“反对苏联一切新要求”、“打倒新帝国主义”等口号,并散发了《告全国同胞书》、《告全世界人士书》、《慰问东北同胞书》、《对苏联抗议书》等宣言。
在1947年的五二零运动中,楼师同胡小石、郑集等教授都同学生们站在一起,支持他们的正义斗争。
国立中央大学迁回南京后,学生自治会的竞选是民主与暴力、自由与专制的斗争。国民党政府破坏选举的暴行激起了全校师生的愤怒与抗议。楼师曾说:“同学们要站起来,确定两个风气:读书自由的风气和鄙视暴力的风气。打人又造谣,这是野蛮加下流。”
1948年底至1949年初,国民党军队接连溃败。行政院下达“国立院校应变计划”,企图强迫中央大学南迁广州或厦门或台湾,遭到中大教授们的强烈反对。1月21日,校务会议作出不 迁校的决议。31日,教授会选出楼光来先生等十一人为委员,另选李旭旦等四人为候补委员,组成了“中大校务维持会”。
新中国成立后,楼师热情洋溢地写了一首英文诗,来表达他对新中国的热爱。(此诗已抄录在第四节中。)
楼师对政治学习十分认真。常常可以看到他从图书馆借了一大叠英文版的马列主义著作带回家去阅读,真使我们年轻的学生们感到惭愧。
楼师曾是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政协(二届二次至1956年九届四次全体会议)代表 和江苏省政协委员。
楼师貌似严肃,但“即之也温”,平易近人。他自奉节约,从不挥霍浪费,却生性慷慨,乐于助人。他养活了保姆林嫂一家三口,并把她的孩子培养到大学毕业。受到他接济的亲属也很多。(解放后,他每月不到200元的工资中,给保姆林嫂80元,给女儿雪明寄40元,给女儿国琴寄50元,给两个生活在农村的姐妹也都不定期寄款。自己只留下20元零用钱。去世时 只留下全部存款50元。他在人和街的二层楼房也把楼下四间全给林嫂一家居住。)对贫穷的学生也总是毫不犹豫地掏钱相助。楼雪明说得好:“他视金钱如粪土,而把亲情和爱心洒向人间。”
七 结语
一代宗师早已驾鹤西去,其崇高品质与满腹经纶必将与世长存,令后人景仰学习,难以忘怀。
本文成稿后,感赋七律一首,以纪念楼师:
默默之功赫赫名,碑称无字寓深情。采花酿蜜匠心苦,点铁成金师道精。
一字千军威力大,高风亮节月光明。六经皆是象山注,巨制鸿文片羽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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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先生的女儿楼雪明和中央大学外文系部分校友提供了宝贵材料。本文还参考了多篇网上文章。作者谨向他们致谢。
本文作者于1948年(40级)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外文系,1952年毕业,为楼光来先生之高足,南京工业大学教授。
楼师传略载于《南雍骊珠•中央大学名师传略》66-74页(中央大学南京校友会,中央大学校友文选编纂委员会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此文是原稿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