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三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范源廉

2015-06-17 |

○王荣 王抒滟

范源廉

范源廉(1876-1927),字静深(静生),湖南湘阴人。湖南时务学堂毕业,后留学日本。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回国后任清政府学部主事。曾创办法律学校和殖边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及清华学校。民国元年(1912年)任临时政府教育部次长、总长,后辞职。次年任中华书局编辑部长。民国5年后任段祺瑞内阁教育总长兼内务总长,其间赴美考察教育。民国65月发起成立中华职教社,为特别社员。民国9年出任靳云鹏内阁教育总长。民国12年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2311月—19249月),次年赴英国,商洽将庚子赔款用于教育事业。回国后,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董事长。

创办清华学校

1900年,德、英、法、美、俄、日、意、奥等国组成“八国联军”,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镇压了义和团运动。190197日,清政府被迫与11国代表签定了《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其中,美国作为“八国联军”参战国之一,分得3200多万两(2400多万美元)

  1904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交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住,从此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经过几年艰苦努力,最终促使美国议会在1908年通过退款决议。

  19063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向国会提出咨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7123日,罗斯福在国会正式宣布:“我国宜实力援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繁众之国能渐渐融洽于近世之文化。援助之法,宜将庚子赔款退赠一半,俾中国政府得遣学生来美留学。”

  1908525日,美国国会通过退款议案。7月,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正式通知清政府外务部,声称美国政府决定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中除去所谓“实应赔偿”的美金之外,剩余的10785296美元,从1909年起到1940年止,逐年按月“退还”给中国。自此,中美有关退款问题谈判告一段落。

  可是,对于如何使用这笔退款,清政府内部有不同的声音。北洋大臣袁世凯主张这笔钱用于经济建设,开发东北三省。但是美国政府坚持这笔钱用于教育,否则退款之事将拖延无望。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指定庚子赔款的“退款”用于教育。这就是后来创办清华学堂的起因,也是所谓“赔款学校”这一名称的由来。

  19081028日,中美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在派遣学生的同时,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设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如果必要,还准备在中国其它城市设立分校。

19098月,游美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直接留美。在630名考生中仅录取了47人。这批学生中有后来成为清华校长的梅贻琦、金邦正,有著名的化学家张子高、著名生物学家秉志等。10月由唐国安率领赴美留学,他们是清华历史上第一批留美生。

1909年,周自齐、范源廉、唐国安与第一批派送赴美留学学生合影

  继招考了第一批直接留美生后,1910年,在400多名考生中录取赵元任、竺可桢等70人为第二批直接留美生,这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胡适。

  1910年考试分两场。头场考国文和英文,国文试题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胡适做了考据的文章,开头就说:“矩之作也,不可考矣。规之作也,其在周之末世乎?”这其实是胡适一时异想天开的考据,不料正好碰着看卷子的先生有考据癖,对胡适的文章特别赏识,批了100分。英文考了60分。头场平均得80分。可是第二场考各种科学,考得很不好。最后总平均仅得59分。幸亏这次考选出洋的有七十个名额,考得好的不多,胡适总算侥幸,考取了第55名。这年复试第一为杨锡仁,第二为赵元任。

  1911年招考了第三批姜立夫、陆懋德、杨光弼等63人。

  从1909年到1911年,游美学务处共考选三批直接留美生共计180人。

  从19091911年间,游美学务处在清华园修建了校门、清华学堂大楼西部、二院、三院、同方部等一批建筑。其中最早的校门已经成为清华园中一处著名景观,俗称“二校门”。无论远望还是近观,校门造型精美、线条流畅,外形挺拔清丽又不失巍峨庄重,在背后两棵古柏的映衬下更显得美丽。

19112月,游美学务处和筹建中的游美肄业馆迁入清华园,正式将肄业馆定名为“清华学堂”。清末兼管学部和外务部的军机大臣那桐为清华学堂题写了校名。学堂设正副监督(相当于正副校长)3人,由游美学务处的总办周自齐和会办范源廉、唐国安分别兼任。清华学堂以“培植全材、增进国力”为宗旨,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方针。

同月颁布的《清华学堂章程》规定,高等科与中等科各4年。“高等科注重专门教育,以美国大学及专门学堂为标准,其学程以四学年计,中等科为高等科之预备,其学程以四学年计。”到这年9月,游美学务处向外务部转清华学堂改变学制申请:“本学堂开办已历数月,征诸实验,觉向定章程与现在情形尚有未尽适宜之处,不能不酌量变通,以期完善。”学制方面,由“四四”学制改为“三五”学制:“高等科三年毕业,中等科五年毕业。”

3月,清华学堂的学生在北京宣武门内学部举行了入学复试,共有468名学生参加复试,其中有由各省经初试录取后保送的184名、在京招考的学生141名和上一年备取的留美生143名。这批学生全都合格入学,其中五分之三被编入中等科,其余入高等科学习,成为清华最早的一批学生。他们当中有许多后来成为著名的学者,如侯德榜、金岳霖、戴芳澜等。330日,清华学堂在清华园暂行开学,有学生460多名,教师30多人。

191110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地纷纷响应,举国震动。清华学堂原定1016日新学期开学,因为辛亥革命,外事紧急,学部及外务部大臣都临时决定不能参加,开学仪式暂缓举行。这无疑更为学堂增加了紧张气氛。慌乱中,还有部分师生抱有一种希望,即利用清华学堂与美国的关系,借助校内一些美国教师,请美国使馆派兵来保护。或者美国使馆接美国教师入使馆躲避,顺便将留校学生一并带入使馆。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美国公使函致清华学堂美国教员,称事变紧急,使馆兵数不多,自顾不暇,无法派兵守护此园。于是,许多美国教员搬出清华,或暂住城内,或离华返美。因此,借助美国使馆力量自保的希望也宣告破灭。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118日晚8点,校方宣布将本学堂暂行解散。自119日起,清华学堂停课。

191251日,停顿了半年的清华学堂重新开学。1912 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 年设立大学部,同年开办国学研究院,1928年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说范源廉是清华大学创始人之一是丝毫也不为过的。

创立中华书局,任编辑所长

1911年,清王朝风雨飘摇。陆费逵以超人的眼光和胆识,预感到帝国大厦将倾,共和政体必兴,暗中计议策划并加紧编写适合共和政体需要、体现自己教育思想的中小学教科书。1912年元旦,陆费逵在上海创建中华书局,汇聚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精英,为推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当时中华书局知名董事有戴克敦、范源廉、高时显、唐绍仪、梁启超、宋耀如、于右任、孔祥熙、吴镜渊、舒新城、李叔明、杜月笙等。

中华书局创立以来,以共同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共同的学术求实精神,聚集和吸纳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共襄盛举。当时的知名人士如范源廉、舒新城、张相、金兆梓、钱歌川、黎锦熙、陈伯吹、田汉、张闻天、潘汉年等受聘来局,对中华书局教育、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方面的图书和期刊出版的迅速崛起发挥了重大作用。

中华书局从创办时起,就以编印教科书作为业务重点,提出“教科书革命”和“完全华商自办”的口号,成为商务印书馆的竞争者。最先出版的是《中华教科书》,并以其民国国旗图案迅速占据了大部分教科书市场。其他出版物,包括:字典、辞典、百科全书等工具书;文学、历史、哲学等各科专着;古籍和碑帖书画;译着和外文书籍;儿童图书和普及读物;以及《中华教育界》、《大中华》等杂志多种。

中华书局是辛亥革命的产物,一开始就积极投入到近代中国文化建设中去,以高品位、高质量的图书刊物奉献给广大读者,享有很高的声誉,对我国文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任教育总长

他致力教育行政工作,三任教育总长,对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创立和发展颇有建树。

1905年任清政府学部主事,对教育事务的划分,职责的规定,各省提学的任命,各级各类学校的规程,教学人员的考核,都作了细心规划,严格要求,奖惩分明。

1912年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次长时,与蔡元培等制定颁布《学校系统》及各类学校法令,逐步形成新学校系统。19123月,唐绍仪组阁,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范源廉任教育次长。714日蔡元培辞职,范源廉出任教育总长。

1916年任段祺瑞内阁教育总长,曾召开教育行政会议,撤销原《教育纲要》,重新制定、颁布大学章程,并按专业分科。

教育总长范源廉1917113日签署的教育部令第三号,派陈独秀先生为北大文科学长

1920年任靳云鹏内阁教育总长,公布招生资格,制定招生章程,实行按专业分科,着手汉字改革,公布国语注音字母。先后赴美、英交涉庚子退款问题,主张将这笔款项用于发展中国各种科学研究机构和留学生补助经费,并建议在外国大学开设中国学术讲座。

19222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上海举行董事会,选举范源廉为董事长。同年赴美国考察乡村教育。

范源廉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期间,十分重视为师之道,提倡人格教育,强调师范生的学识与品德修养。在他亲自撰写的校歌里写道:“往者文化世所荣,将来事业更无穷,开来继往师道贯其中,师道师道谁与立,责无旁贷在藐躬。”

19241月,曹锟任命范源廉为教育总长,其坚辞不就。5月美国政府决定将庚款余额“归还中国使用”,中美双方共同组织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9月范源廉出任中方董事,兼首任干事长。范邀请任鸿隽任行政秘书,在他们的努力下,该基金在30年代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成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一生从事教育事业,走教育救国之路,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创办南开大学

作为南开大学的创始人、校董事会的董事长,范源廉对南开大学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早在清末范源廉就与南开校父严修私交甚笃,两人同为近代著名的教育家,都积极倡导教育救国。1918年春,范源廉与严修等人率团赴美考察。此行更主要目的:是与先期抵美的张伯苓会合,共同考察与研究美国各州的教育情况,特别是考察美国私立大学的组织与发展情况,为南开学校筹办大学部做准备。这年冬天,范源廉、张伯苓和严修结束考察同船归国,胸怀教育救国大志的他们在船上便具体商谈了筹办私立南开大学的成立事宜。

归国后,他们又成立了大学筹备委员会,紧锣密鼓地“议筹备大学事宜”,范源廉以其德高望重的地位当选为筹备委员会委员。在当时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教育得不到重视, 当时北京许多大学就因为拖欠教师薪水,许多学校面临关闭困境。作为私立的南开大学在其创建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教育经费的缺乏。范源廉一方面自愿认捐数万元,为南开大学的创建解了燃眉之急;另一方面他又千方百计地募捐筹款,1919331日,范源廉与张伯苓合请梁燕孙、曹洞田商议此事,4月中旬,又赴北京募捐。不久,他又与张伯苓和教育部司长张继煦同赴太原,参观全国运动会,为私立南开大学募捐筹款。 经过多次辛苦奔波,他们的努力终见成果。

19195月,南开开始兴建大学校舍,拟订校章、规划系科和组织招生,9月录取了周恩来、马骏、张平群等96名学生。925日,举行大学开学典礼,私立南开大学正式诞生了。作为学校创办人,意气风发的范源廉在开学典礼上作了精彩的发言。私立南开大学实行董事会(校董会)下的校长负责制。范源廉与严修等人一起当选为学校董事会董事。

19199月,南开大学开学纪念。二排左起第八人卢木斋、第九人黎元洪、第十人严范孙、第十一人范源濂、第十二人张伯苓、第十三人凌冰、第十四人凌冰夫人司徒如坤教授、第十五人美籍教授卢易斯女士。最后排左起第一人周恩来。

19203月,南开大学组成新的董事会,范源廉继续当选为董事。1921年南开董事会改选,范源廉当选校董事会的董事长。作为南开大学董事会的董事、董事长,范源廉不仅要考虑学校的资金来源问题,还要维持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为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各项能力,南开大学组织开展了多种学术讲演活动,这正与范源廉所认为的教育应该传播文化知识、提高学生素养的思想相符合。他主张“训练”学生,要课上课外同时进行。而南开大学主张学术自由,各种学术演讲不受任何限制,这客观上丰富了学生的科学知识,有利于各种学术观点的交流和学校学术研究的开展。另外,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范源廉多次为南开师生做精彩的演讲。如192310月,南开大学举行校庆纪念大会,范源廉作了题为《第一次大战后的欧美教育及其特点》的演讲,介绍了欧美各国教育发展的情况和特点。由于他学识渊博,有数度游历欧美各国的经历,以及自身丰富的兴办教育的经验和较为成熟的教育理论,因而他的演讲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南开周刊》描述“范先生甫自海外归来,所见极多,演说辞极有意义!”

与蔡元培的君子之交

19123月,唐绍仪组建内阁时,继续让蔡元培做教育总长。蔡元培想从中退出,并举荐范源廉出任。范源廉听说后,立马致电唐绍仪:“闻内阁教育部职,将以濂承其乏。作育新民,责任重大,自维才德,万不克胜,敬乞立收成命。蔡孑民(蔡元培)先生品学崇优,万众钦服,务祈设法慰留,至为切祷。”既然范源廉坚持,蔡元培只好留任。

范源廉题字

不过,蔡元培很赏识范源廉,希望能招他做副手,还前后两次造访。当时,蔡元培是同盟会员,而范源廉是共和党员,两党互有矛盾。蔡元培对范源廉说:“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我之敢于向您提出这个要求,是相信您会看重国家的利益超过了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上的。”范源廉被蔡元培的诚意感动,应允出任次长。

到了教育部,一主一副,彼此的教育理念并不一致。比方说,关于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孰轻孰重,双方就有争议。范源廉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而蔡元培则认为:“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争来争去,最后是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从小学到大学,都要整顿。

蔡元培后来忆起这段往事,不无满意:“(民国)元年我在教育部时,请范君静生(范源廉)相助,我偏于理想,而范君注重实际,以他所长,补我之短。”虽然共事的时间不算太长,却是和衷共济推诚合作。当年7月,蔡元培辞职,范源廉改任总长。范源廉说,“蔡前总长对于整顿教育之办法,首重社会教育,盖共和国贵在人人有普通之智识,本总长当接续进行”。在教育部的大会上,他同样郑重声明:“教育宗旨及行政大纲,业由蔡总长宣布或规定,悉当遵行。”

辞职后的蔡元培鉴于国内政局扰攘不安,萌生了去德国深造的念头。可是,他拖家带口,又手头拮据。想到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普莱西正在委托教育部物色两名中国留学生去他主持的世界文明史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于是写信给范源廉,希望取得一个公费名额。以蔡元培的条件,当然是不二人选,范源廉很快成人之美。当年秋天,蔡元培偕夫人及子女去了德国。

后来,出任总长的范源廉想让蔡元培回国执掌北京大学。可窃国大盗袁世凯占据着大总统的宝座,蔡元培又早已宣布与他绝交,还“至分明”,当然不肯答应。只是,袁世凯并没有风光多久,在他死后,国内政局出现转机。19167月,范源廉联合教育界众多名士呼吁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电辞殷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探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个中诚意,一如蔡元培当初邀范源廉。

数月后,蔡元培从海外归来,风尘仆仆。身边不少亲友劝他不要率尔衔命——旧式北大,一无是处,科举积习的流弊,晚清末世的颓风,让这所处在历代帝都的学府腐败透顶,烂到流脓。如果整顿不力,反毁清誉。然而,对于蔡元培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机缘,他希冀通过整顿教育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放手一搏,尽心尽力,是成是败,听天由命。而最终的结果众所周知,蔡元培着手收拾北大这个烂摊子的第一天,便是他一生中最辉煌岁月的开始。

其弟范旭东

范旭东(18831945),湖南湘阴县人,出生时取名源让,字旭东。他是中国化工实业家,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被称作“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早年受其兄范源廉的资助与影响赴日本留学。1915年,范旭东在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上世纪20年代初,他创办了亚洲第一座纯碱工厂——永利化学公司碱厂,突破了外国公司的垄断,与侯德榜等成功地解决了制碱过程一系列化学工艺与工程技术问题。30年代,他创办了我国第一座生产合成氨的联合企业——永利化学公司錏厂。抗战期间,他在大后方先后创办了久大川厂和永利川厂,推进了大西南建设,支援了抗战。他为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范旭东正准备派员分赴久大、永利、永裕等厂接收原有财产之时,突然身患急性肝炎,经医治无效,于1945104日与世长辞。

当时正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为他题写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联。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亲往南园吊唁。1945106日,重庆《新华日报》报道了范旭东逝世的消息,又在同月21日发表了许涤新的悼念文章,表彰范旭东对发展中国民族工业作出的贡献,痛悼失去“一位可以携手为中国经济建设而奋斗的友人”。19451114日,由22个团体发起在重庆江苏同乡会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吴蕴初、侯德榜、阎幼甫、郭沫若、沈钧儒、章乃器、胡厥文等。郭沫若的挽联是:“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世不能语”。胡厥文的挽联是:“建国方新,忍看工业有心人溘然长逝;隐忧未已,何图生产实行者弗竞全功”。

英年早逝

19271223日,范源廉因腹膜炎在天津病逝,时年52岁。

黎元洪题写了“揆文辅世”的挽幛。范源廉的老师、梁启超先生送了一副长文挽联:“及门中从我间关亡命逾十人,伤心汉皋几喋血,洱海招魂,硕果悫遗,急景凋年今并尽;归国后与君戮力斯文垂廿载,回首厂甸忍讲黉,琼华书府,同舟未济,异时闻笛只增哀。”

蔡元培闻悉,悲痛不已,送上一副挽联:“教育专家,犹忆十六年前推诚共事;科学先进,岂惟数百社友痛惜斯人。”

张伯苓在南开大学秀山堂为范源廉举行追悼会,并亲自致悼词,沉痛悼念这位南开大学的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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