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西南联大走出的抗战老兵

2015-12-22 | 丁元元 | 来源 《新民晚报》2015年12月2日、3日 |

现年95岁的夏世铎是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会长,同时也是一位抗战老兵,今年,他被授予了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作为就读过近代中国“文”“武”领域最著名学府的他投军报国的经历不会被人遗忘。这里刊登的是这位老兵和他联大同窗的故事。

在夏世铎位于上海莲花路的家中,宽敞的客厅里摆着一架钢琴,琴上陈列着许多奖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上印有1945年8月15日的日历。这一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日子。

钢琴的左边是一个玻璃柜,里面陈列着许多获得过的荣誉以及老人珍视的纪念品。夏世铎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红色的盒子,打开来是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红黄相间的绶带,红底黄字下奖章金光闪闪。

佩戴“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章”的夏世铎

这位95岁的老人有着极其“复杂”的经历,就读过近代中国“文”、“武”两个领域最著名的学校——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仅就读了一年,他便毅然投笔从戎,后进入黄埔军校披上戎装。

两次险些就上前线了

夏世铎的人生可谓波澜壮阔,他一次次经历九死一生的险境,却总能化险为夷。他几次有机会成为留美军官,却又失之交臂或主动选择了放弃。但老人最“耿耿于怀”的,则是自己作为军人一次次与抗日前线的失之交臂。

1940年初,在联大法律系读了不到一年,20岁的夏世铎决定投笔从戎。他投考了位于昆明巫家坝的空军军官学校,随后被送往成都黄埔军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进行为期6个月的入伍教育。

“因为军校的宣传说很多关于校长蒋介石、拿破仑、日本天皇等很多世界军事名人都是炮科毕业的,这些宣传对我产生了影响。”夏世铎说,“入伍半年之后进行分科考试,分科的时候凡是数理化好的,可以报考炮科。我是预备入伍队上分科考试第一名,所以我分科到了炮科,这样就转到炮兵去了。”

从黄埔军校第十七期毕业之后,自然要进行分配。“当时我要求到部队去,要求到第一线去,但因为我成绩名列前茅,被安排就留校工作。”

一心想杀敌的夏世铎很不乐意,要求上前线。“但学校不肯,规定成绩好就是留校,而且留校任务更重,因为你要留校训练后面的学生,任务很重,责任很重。”

他还是千方百计想办法,甚至写信给张治中将军。结果张治中给他回信说:“学校留你就是因为你成绩好,能做这方面的工作,你应该服从。”

这是夏世铎第一次因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错过了上前线的机会。

留校的夏世铎在黄埔十八期担任了助教,十九期担任区队附、代理区队长,之后又考上了陆军大学参谋班,转赴西安。

1944年,陆军大学参谋班毕业,报名分配工作,夏世铎觉得自己上前线的机会来了。他填的志愿是驻扎在滇缅边界的远征军71军。当时正是反攻滇缅之际,钟彬任军长的71军在腾冲等地和日军打得十分激烈,他满怀期待能分配到那里去。

结果又一次事与愿违,夏世铎又被留在学校里当教育副官,他不愿意,再后来又把他分配到了最高统帅部后勤部。当时的后勤部部长是俞飞鹏(俞大维的叔叔)。“俞飞鹏接见,一方面表示鼓励我们,同时也是感情的联络。我借着这个机会提出:我有意见,我不愿意留在部里,我考军校的目的就是为了去前线,第一次留校我就不愿意,现在又第二次留我,请长官把我分配到前线去。”

“俞飞鹏说:‘我知道你,看过你的成绩、学历,这一批军官学校的毕业生里只有你是大学生,你能当参谋的,就是要留你。’没法子,又只好留下来。”

这是夏世铎第二次因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错过了上前线的机会。

防空洞里的紧张计划

虽然说是身在后方,但日军也知道国民党的最高统帅部在重庆,经常实行大规模的轰炸,所以也和在前线指挥差不多,每天都躲在防空洞里。这期间,身在最高统帅部的夏世铎经历了几十个战役。“前面怎么作战,我们就要配合这个计划,多少弹药、粮秣、医卫、野战医院、绷带所,非常繁杂,都要根据各个军、师的情况来配给。”

1944年底,日本攻占桂林、柳州以后,分兵进袭贵州,独山、荔波、三都、丹寨等地方都被占领了,在战略形势上有攻取贵阳的可能,并且对重庆产生了威胁。

这时蒋介石发出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夏世铎又一次感到机会来了。“我就跟我们的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说我要求到前线去,这次我宁可做青年军,不当军官,也要上前线。他非常恼火,教育了一番之后,提出让我负责一个临时战区的作战补给计划,结果我只好答应下来。”

这就是当时的黔桂战役。“那次战役,汤恩伯被派做前敌总指挥,派了三个中央军,三个军长孙元良、牟廷芳、张雪中都是黄埔一期的嫡系,还有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率领从广西撤退到贵州的部队有九、十万人,另外还有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杨森率领的部队。总计参加这次战役的中国军队约有9个军20万人。”

“如何把20多万人的作战物资,粮秣、弹药、医卫设备等及时补给给他们?这些计划得由我拟定,经过部长、参谋长批准后,分送给有关单位,任务很重非常紧张。”

20多天时间里,夏世铎在防空洞里,吃喝也不方便,上空又有日军的飞机轰炸,一面守着电话,一面要拟补给计划。“这样熬了差不多一个月,基本很少睡觉,总算把黔桂战役的任务完成了,这次战役我们胜利了。”

在炮兵部队迎来抗战胜利

不久之后,夏世铎升了上尉,但他还是要去前线。一方面因为他太坚决了,另外也是靠着想方设法托熟人,终于得到了机会。夏世铎第一次坐了飞机,回到西南联大所在的昆明。“我就和同学联系了一下,到昆明找部队,他们也很欢迎我。但我是炮兵,我希望还是进炮兵部队。”

当地炮兵部队,要经过为期3个月的专门训练。美国有个炮兵学校在昆明设立分校叫做FATC(Field Artillery Training Center),它和云南驻滇干训团下属的炮兵训练总队合作,办了一个分校。学员在这里学习,教授的内容包括美国105毫米的榴弹炮等当时的重炮。

“我去报到的时候,总队长一听我是联大的学生,也很器重,先在军士队里面当副队长,这一期已经开始了,等下一期带职受训,训练好了就能组建一个炮兵团或者炮兵营到前线去。受训的十二期毕业了,我自己参加了第十三期的学习。毕业时发的毕业证书也是全英文的,我的评语是Excellent。”

1945年8月15日,夏世铎在FATC第十三期毕业之际,日本投降了,“结果我们这个部队就没有成立起来。”

夏世铎又一次错过了上前线的机会,尽管如此,他以自己的方式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在上海,另两位领到勋章的联大校友是42届政治系的陈志竞和44届土木系的陈琳。但遗憾的是,1919年出生的陈志竞老人已在大阅兵前的一个月,于7月31日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去世。

“八百壮士”英名永驻

“九三大阅兵”前夕,夏世铎收到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这是对于这位抗战老兵历史功勋的肯定和表彰。但作为现任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会长,夏世铎又在为另一件事情“纠结”——如今在上海硕果仅存的几十位联大校友中,有多位曾经作为翻译官被征召上抗日的前线,但这些校友都遗憾地未能领到这枚有着别样认可意义的纪念章。

经他多方联络并已和关爱抗战老兵组织确认,请他们协助,以敬赠特质纪念章的形式致敬这些特殊的抗战老兵们。

在西南联大旧址、现云南师范大学校园东北,“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已经在这里耸立了半个多世纪。纪念碑阳面的碑文,由著名学者冯友兰撰文、闻一多篆额、罗庸书丹,阴面的“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录”记录了800多位投笔从戎参与抗战的联大学子姓名。

西南联大校内曾有过三次从军热潮,包括抗战初期的从军热潮、应征翻译官和报名参加青年军。“题名录”里的“八百壮士”,其中超过半数参与抗战的方式是应征翻译官。

在这份“题名录”中的很多名字,后来因为其学术上的巨大成就而闻名遐迩,例如已故的生物学家邹承鲁院士,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和巫宁坤,后居台湾的哲学家、“五四之子”殷海光,当时他的名字还叫“殷福生”。此外,还有现任上海大学名誉校长的著名微波与光纤专家黄宏嘉院士。

命运交织的兄弟

中山公园旁的一栋新式里弄房子里,圆脸、白发和带着慈笑的缪中从三楼走下来。年过九旬的老人有些气喘,他徐徐地打开房门,打开一段尘封的记忆。

缪中和弟弟缪弘的名字,都在这份“从军学生题名录”上。尤其缪弘的名字排在第二位,后面还有一个括号,写着“殉职”二字。他是五位在抗战中牺牲的联大学子之一。

缪弘

缪中出生于1923年,弟弟缪弘则比他小三岁,出生于1926年。在重庆,兄弟两人考上了著名的西南联大,缪中进的经济系,缪弘进的外语系,于是他们又结伴前往昆明。

1945年4月,缪弘保留学籍报考了军委公办译训班第七期培训,毕业后编入降落伞兵第八队第二分队任翻译员,先后在云南宜良等地服务。不久,他和20多位联大同学又被调至美军战略情报处作战组,接受跳伞训练,训练仅六个月之后,被分配到中美混合伞兵突击队。

而缪中略早于弟弟进入译训班,后被分配至四川纳西的迫击炮训练中心从事通信翻译工作。但直到抗战结束,这里的部队也没有上过前线打过仗。但从译员培训班毕业分别之后,缪中再也没有见到过和自己一起长大的弟弟缪弘。

1945年5月,驻广西的中国军队开始向日军发起全面反攻。7月,缪弘随鸿翔伞兵部队乘坐美国军用运输机从云南呈贡机场起飞,空降至广西柳州准备投入战斗。在8月4日的战斗中,缪弘手持卡宾枪进入阵地前列,不幸被敌弹击中,终因伤势过重,不幸牺牲。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悲壮而悄然地陨落在深山荒野中。

2012年,西南联大上海校友会在75周年校庆时的合 影。前排右四为夏世铎,前排右一为陈志竞,后面右六为缪中。

93岁的缪中回忆说,战争时期通讯很不发达,写封信都不容易,所以在自己的部队里获知弟弟牺牲的消息其实已经隔了很久,至于其他的家人知道就更晚了。后来他拿到了弟弟的遗物——一块手表。如果缪弘没有牺牲,也许现在也已经子孙满堂?说到这个话题,缪中黯然,只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记忆不会被忘却

二三年前,宓祚昌不慎摔了一跤,从此无法行动自如。这位1919年出生的老人,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神情有些迟滞地盯着电视机里的体育比赛。照顾他的保姆也已经年过七旬,这位湖州老太太拿了一块小毛巾兜在宓祚昌的胸前,老人的口水不断地从两侧嘴角里漏出来,落在口水巾上。从他身后的窗口望出去,就是热闹的新天地。

“我现在已经快100岁了,也算是活在人生的边界线上了。再过一两年也不知道我在不在了,过去的事情肯定更不记得了。”老人实话实说:“我在联大没有毕业,就去当了翻译官,之后再也没回学校,也没拿到毕业证书。”

43届机械系校友宓祚昌的抗战经历也无从了解,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有他后来在育才中学几乎教了一辈子书:“物理、解方程、制图……”满头白发的保姆阿姨补充说:“还教英语。”

当翻译官危险吗?今年5月,在上海小木桥路附近的一处“老公房”里,44届联大化学系毕业生夏培本笑言:“在缅甸的比较危险,我是在印度史迪威那边,而且是后方医院,所以不怎么危险。”

1944年夏培本穿上军装,在印度东北部边境、靠近尼泊尔的阿萨姆,他被分到战地医院的门诊部工作。这所医院原来是美国的费城医院,颇有名气,因为战争需要,全部搬到了印度,成了“第二十后方医院”。医院很大,里面的医生、护士都是美国人,伤兵基本是中国人,所以需要翻译官。

但毕竟是从军,怎会“不危险”?夏培本印象最深的是,坐飞机去印度,因为走的是“驼峰航线”,路上很危险。上去的时候他们都被关照,要把耳朵塞住。为了避免日军的骚扰,飞机飞得很高。“然后快速往下俯冲一段,这就到印度了。战争胜利后,我们坐了12天汽车回到云南,领了毕业证之后便就地解散了。”

令人遗憾的是,今年9月初,夏培本老人患病入院,虽然之后情况好转出院,但已较难与人交流,更无法再讲述当年从军的往事。

幸而,有一些“联大二代”留存下了父辈们参与抗战的记忆。

1977年1年,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从上海内迁到贵州遵义的44届机械系校友曹德模去世。但在30多年之后,旅居加拿大的长子曹宏杰竟以父亲在上世纪60年代末写的“认罪书”,还原了曹德模和同班同学吕新民投笔从戎的抗日经历。其中写道:

译员训练班没有受训期限的规定,学员们往往是根据当时需要而分配出去。家父和吕伯伯受训一个月后,就被分配到印度兰姆伽训练中心。(1944年)3月31日,出发那天中午,他们到饭店吃了一顿算是离别昆明的午饭,点了不少的菜,还破例喝了些酒,饭后同乘一架美军运输机飞往印度。当时盟军尚未完全取得制空权,为防止日本零式飞机的袭击,飞机不敢飞跃缅甸,改飞世界屋脊,人称之为驼峰的航线。结果,这顿吃得很尽兴的午饭,使得他们在飞行途中吃足了苦头。他们不知道乘当时的那种飞机不宜吃饱,而且美军运输机既无座位又无加压舱。飞机起飞后不久就不断爬升,颠簸得很厉害。美军机务人员都用上了氧气袋,机舱内的乘客则只能东倒西歪地坐在舱内的地上,耳膜刺痛,大口地呕吐,呼吸困难,吕伯伯后来回忆道,是有生以来最难受的死去活来的一次记忆……

如今,两位44届机械系校友都已作古,但他们的记忆,因为有心的子女记录整理,幸而得以留存。

西南联大,因为抗战而诞生,仅存在了9年,却培养了质、量惊人的人才,成为教育史上的奇迹。而昆明校园里的爱国精神和年轻人投军报国的往事,不应该也不会为人所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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