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尹鸿:一开始,就已经那么美好——我所经历的清华新传

2022-04-15 | 尹鸿 | 来源 公号“清华传媒评论”2022-04-14 |

我与清华的缘分

1999年春,当时我还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工作,接到时任清华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副院长、中文系系主任的徐葆耕教授电话,“戏言”我曾经答应过但一直没有兑现清华一门电影课,随后邀请我来清华聊聊,说清华正在筹建传播系。于是,我来到此前并不太熟悉的清华校园,见到兼任筹建传播系的代理系主任徐葆耕教授,他还邀请了曾经也在北师大中文系工作过的清华著名学者蓝棣之教授,也是第一次见到主持筹建传播系工作的常务副系主任熊澄宇教授;随后引我面见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兼人文社科学院院长的胡显章教授。彼此相谈甚欢、共识很多。印象最深的是他们都对清华文科的未来充满期望,对人才的渴望甚为迫切,也感受到当时学校方方面面重建清华文科的决心,最重要的是他们对清华传播学科发展的全球视野、未来眼光深深打动了我。

当时,我已经在北师大工作十年,是学校跨世纪骨干人才计划成员,还担任校教学委员会成员,而且还是当时全国高校唯一的电影学博士点唯一一位有博士学位的教授,方方面面的约束,工作调离肯定不是容易的事。正在犹豫之间,清华大学通知我申报清华全球人才引进“百人计划”。匆匆准备之后,便在李学勤先生主持的人文社科学术委员会进行了简单汇报。几天后,清华通知我,我已经入选“百人计划”,各方面的支持条件在当时可以说相当优厚。同期入选的文科其他三位分别是后来担任过人文社科学院院长的李强(社会学)教授、人文学院院长的万俊人(哲学)教授和李伯重(经济学)教授。理工领域引进的著名教授后来多位成为了不同门类的院士,其中也包括担任过清华校长和北京市市长的陈吉宁教授。经过一番周折,我19999月开始在清华和师大双边授课,年底完成了从北师大到清华的正式调动。2000年元旦,在学校工会举办的新年茶话会上,代表新进入清华的老师发表了《新清华人》的简短讲话,后来刊登在校报《新清华》上,表达了一个新清华人对清华文科面向中国同时也面向世界、面向现实同时也面向未来的兴奋和激动。虽然这个时候,很多人对传播学科并不了解,我去校医院体检,医生把传播写成了“船舶”,后者似乎更是大家容易理解的当时的清华学科。然而,我深知,追求卓越的清华,文科一定会迈上新的高度。2001年,我参加了在刚刚落成的综合体育馆举行的清华90周年校庆,江泽民、朱镕基亲自出席纪念活动,并提出了清华向世界一流大学挺进的目标,这成为我来到清华时感受到的最强烈的校园使命。

传播系从筹建到正式组建

传播系由被称为清华文科“母鸡”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筹建。人文学院已经有编辑学本科二学位,还刚刚建有新闻学硕士授权点。传播系当时还没有固定师资,也没有固定办公场所,多数时候都是熊澄宇和我两人在张罗筹备工作。熊教授在艺术教育中心有一间办公室,学校则给我安排了一间博士后公寓暂时作为在学校的落脚点。艺术教育中心的青年教师梁宁,我在北师大指导的第一个获得博士学位的毕业生唐科,很快成为系里的新成员。从1999年秋开始,人文学院转给我三位新闻学专业招收的研究生,他们实际上也成为传播系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包括现在已获长聘的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曹书乐以及清华出版社的资深编辑纪海虹。传播系正式开始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2000年夏天,我按照原定计划赴美国加州访学。筹备中的传播系正式组建。学校党委副书记、人文学院院长胡显章教授兼任传播系系主任,从电子系调来王健华教授担任支部书记,熊澄宇(常务)、孙宝寅和我担任副系主任,我负责系里的教学管理,李小萍老师成为系里第一位行政工作人员。系办公地点选在了旧电机馆二层和三层的一半。同年,在新闻学硕士点之外新增了传播学硕士点。经过学校特许,我们开始从在校学生招收新闻与传播本科生,来自全校多个不同专业的9字班学生从2001年秋季进入传播系学习,成为由转系生构成的第一届新闻学本科;而我在清华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也是我们传播系录取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是当时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专业目录招收的吴菁。

2001年,人文学院讨论同意,传播系正式建立三个中心:新媒体研究中心、影视传播研究中心和媒介经营与管理研究中心,体现了以大众媒介为基础的文理结合、产学研结合的创新取向,这一格局与当时其他高校以新闻学为核心的学科布局应该说有明显差别,体现了当时入主流、有特色的学科建设思路。而我把“百人计划”划拨给我的200万经费,大部分用在了影视制作设备的添置上。后来,胡显章老师说,人文学院的学科建设费,那年一半以上用在了新建的传播系,他认为传播系兼具文科和工科的交叉性特点,优先支持符合学科发展需要。

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

选择一位有行业威望、有全局意识、有深厚底蕴的资深传媒人来领导雄心勃勃的清华新闻传播学科,是学校当时的迫切愿望。2002年,在学校主要领导直接关心和努力下,曾经担任过《人民日报》总编辑、《经济日报》总编辑、著名的新闻人、文化人范敬宜先生同意到清华工作。于是,在校庆前夕,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学校主楼报告厅正式建立。范敬宜担任院长,校党委副书记、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胡显章兼任常务副院长,已经担任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的李希光,以及熊澄宇和我分别担任副院长,王健华担任书记。这个搭配,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校对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高度重视,一位正部级的专业官员担任学院院长,学校的党委副书记担任学院常务副院长,客观上为学院发展争取到了更多资源和机会。可以说,最初十年,学校在各方面对学院的支持都是有倾斜、有重点的,学校主要领导意识到新闻、媒介、传播,对于未来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对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立足有重大意义,对于中国国家形象有战略价值。正是这种共识,促进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超常规发展。

2002年夏天,新闻与传播学院第一届毕业硕士研究生,也是第一届毕业生与老师们合影

建院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和摸索,在范敬宜院长主导下,确定了“素质为本、实践为用、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办学宗旨。学院积极应对国内外新闻传播领域正在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变化和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的挑战,在社会各方面的关心、支持、指导和帮助下,努力确保学科发展方向和办学理念契合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求,并争取始终站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发展的前沿。正由于有学校上上下下的支持,清华新闻与传播学科有了跨越式发展的机会。在短短三五年时间里,清华新闻传播学科的国际化、前瞻性、领军人才、改革气象都引起了行业和学术界的关注。在范敬宜院长领导和直接参与下,新闻与传播教学改革实验、新闻学课堂实践教学改革与创新等项目先后获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同志亲笔给范敬宜院长回信,称赞学院的教育方针和人才培养方向。教育部向全国印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学与实践相结合调研报告》,高等教育司转发中宣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马克思主义新闻教育经验报告》,各方面都对学院的人才培养思路和探索实践给予了充分肯定。《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以及多家国际专业媒体都介绍过清华新闻与传播人才培养的创新探索。由学院师生创作的《乡村八记》、“河南人在北京系列报道” 、《中国乡土报告》、纪录片《喜马拉雅天梯》《我在故宫修文物》等先后获得中央领导的肯定,获得中国新闻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等等。清华新闻与传播学科建设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跻身国内一流新闻传播学科行列并在国际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一个快速发展的十年

2002年,从建院开始直到2006年,我担任学院分管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学的副院长。在各方面关心支持下,大家共同努力,只用了不到5年时间就陆续获得了传播学博士点和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走完了其他重点学校需要十年以上时间才可能完成的周期,奠定了学科建设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我们还确定了延续至今的新闻学及国际新闻传播、影视传播、新媒体传播、媒介经营管理的研究生特色方向,后来增补了全英文教学的财经新闻方向,开启了从全国一流大学GPA排名前5%的优秀学生中选拔免试推荐研究生和从本校招收研究生的双来源模式,使我院研究生培养成材率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这段时间,在大家支持下,我主编了三套教材,国际新闻与传播学经典教材原文版、翻译版以及原创版,加上为华夏出版社主编的传媒丛书和为清华出版社主编的传媒产业丛书,这五套书在当时对新闻传播的研究、教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教材和著作至今依然是该领域最重要的文献。这对于学院学科建设的国际化、全球化以及学院对传媒行业、学术领域的影响,都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届行政班子换届之后,2006-2009年,我继续担任副院长,分管学科建设和科研。在教育部组织的学科评估中,我院并列新闻传播学科第三位,成为排名靠前的最年轻的学院。2009年底再次换届,范敬宜先生继续担任院长,我开始担任常务副院长。不到一年,范院长20101113日去世;15个月之后,时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另一位正部级领导柳斌杰教授于20123月受聘担任第二任院长,我继续与党委书记金兼斌教授一起,主持学院日常工作。

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前夕,曾经担任过普利泽新闻奖评委会主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资深新闻学教授的托平先生作为召集人,受学校邀请,组成了国际评估组,来自英美、新加坡和香港的著名学者,高度评价了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国际化办学、服务国家和社会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肯定了学院“致力于建设世界一流的新闻传播学科”的方向和努力。这也是内地高校第一个进行国际评估的新闻传播学科。

2012513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十周年庆典在清华大学礼堂举行。时任中央外宣办和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的王晨致辞,对新闻与传播学院做了高度肯定。教育部、北京市、人民日版、新华社、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等党政部门和中央媒体的主要负责人,来自海内外二十多家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长以及前辈学者出席了庆典。我代表学院作了《正在清新时——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十周年发展》的工作报告,总结了过去十年新传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所取得的骄人成绩。

新传开始迈入新十年。

开启新十年

200911月到20166月,两届任期中,我先后与陈昌凤、崔保国、史安斌、李彬教授等组成学院行政班子。在6年半期间里,党政班子共同努力,宏盟楼终于全部划归新闻与传播学院,成为名副其实的“院馆”;学院设立了范敬宜新闻教育基金和新闻教育奖,这也是国内唯一的全国性新闻教育奖,旨在继承发扬范院长的新闻教育理念;学院担任了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单位,在全国形成了一定影响;在中宣部、教育部统一部署下,清华大学与人民日报开始共建新闻与传播学院,中央媒体全方位参与主流人才的培养;在中宣部、教育部直接领导下,学院成为国家国际新闻传播后备人才培养基地,同时也成为首批新闻传播专业硕士培养单位;在柳斌杰院长积极支持下,《全球传媒学刊》成为正式学术期刊,两年后被收入C 刊扩展板;清影工作室先后五部纪录电影进入院线,学生各种记录作品达到700多部;学院先后成立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新闻研究中心和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中心,开始了新十年的学科转型;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新闻与传播相结合的国际化、年轻化师资队伍基本形成;演播室和融合媒体实验室建立;清新时报、清影工作室、清新视界共同构成了清新传媒的学生实践平台……。应该说,学院初具规模,硬件、软件条件都有了明显改善,学院仍然处在发展的黄金窗口期。

2016年夏天,新的党政班子成立。我来清华之后,从副系主任、副院长到常务副院长,担任了长达17年的行政工作,对于学院的学科发展、教学体系构建、学术团队和风气的建设,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而新传的第二个十年才刚刚进行不到一半。回顾前十五年,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第一步跨越,是从新闻扩展到传媒,当年我们坚持没有建立“系”,就是为传媒之间的融合、交叉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应该说取得了领先性的成就,而第二个跨越,我以为则应该从传媒扩展到传播。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早已超出了传媒领域,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之间产生了更加深刻的交互联系。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传播的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过分。而面对这次跨越,我们的学科转型和人才培养转型都才刚刚起步。而中国的新闻传播领域,包括这个学科,就在我离开学院领导岗位之际和之后,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国情、中国学派、中国模式对“中国性”的强调,可以说是对前一阶段新闻传播全球化走向的调整。如何让各方面更加具有长远的眼光,深刻认识到清华新闻与传播未来的发展趋势、变革方向并达成真正的共识,应该说还任重道远。

人文影传、学术影像、同人精神

谈到我在清华工作的过去22年,必然要谈到我自己参与创立的影视传播研究中心,这也是最早在传播系自主设立的三大中心之一。我在北师大工作时,是当时全国高校最早的电影学博士点的学科骨干,来到清华之后,我认为影视与传播的结合,一方面是传播研究应有之内容,另一方面也是影视研究的新天地,两者之间的结合会对两个学科的建设都带来积极影响。毕竟影视是最重要的大众传播媒介,而传播则贯穿了影视活动的全过程。事实上,正是这一定位,使我们的影传中心有了鲜明的特色,在影视产业、电视节目形态、纪录片、网络视听传播方面的研究、教学乃至人才培养方面,可以说影传都独树一帜,甚至在许多方面都开了风气之先。

学院的各中心,按照我们最初的设想,都是相对灵活的建制,主要从事学科方向和教学的组织,人员并不特别固定。但影视传播研究中心的人员,则一直相对稳定,承担着影视传播方面的研究、教学、活动组织工作。中心的雷建军教授、张小琴教授和司若、曹书乐、梁君健各位青年教师所形成的梯队,无论是学术背景、个人性格、研究方向等等都形成了良好的互补。清影工作室,先后推出了数百部影视作品,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影视创作人才;清新视界,最早探索媒体融合,为学生成长提供了平台;由影传师生为主创作的《喜马拉雅天梯》《我在故宫修文物》《我在故宫六百年》《大河唱》《大学》《烟火人间》《红毛皇帝》在国内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20215月,我们在清华礼堂举行了一个中心成立20周年的纪念活动,几百位曾经在清影学习过的同学从四面八方回到学校,同时首映了新片《大学》。算下来,清影毕业的博士已经超过20位,硕士超过100名,选修我们课程的学生数以千计。借这个机会,我把“人文影传、学术影像、同人精神”这十二个字再次作了阐述,我们也把它作为了清华影视传播研究中心的一种文化。无论是学生培养,还是学术研究,以及师生共同进行的研究+创作模式所形成的清影工作室传统,还有由张小琴教授带领影传师生承担的“人文清华”项目,都体现了影传在清华新传中的独特意义。

2018年开始,正当壮年的雷建军教授接替我成为影视传播研究中心的带头人。其实,在这之前,中心的许多具体工作也都是雷建军在张罗,他比我的执行力和亲和力都更强。影传大戏,还一直在继续。影视传播研究中心在学术研究与影视创作、传统影视与网络文化的双向突破,还有更大的成长空间。

我所认识的范敬宜院长

在我来到清华的22年中,有许多人许多事都应该记载。这里特别要谈到的是已经去世近十一年的尊敬的范敬宜院长。在我担任学院副院长的七年之间,除了院务会和各种活动,我很少单独与范院长相处,学院的许多工作都是通过当时的党委书记王健华老师与范院长联系。我当时分管的学科建设、研究生教学,范院长给予各方面支持和信任,很少具体干预,他对学者的尊重让我的工作相对比较自主。而我对范院长的了解也大都比较间接。虽然范院长谦逊有加,但实际上学院的大方向,特别是“面向主流、培养高手”的定位,他是非常清晰而坚持的。范院长常常说,既然清华要办新闻与传播学院,既然学校领导请我来当院长,既然清华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大学,既然清华学生是青年人中的佼佼者,面向主流就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成为高手也应该是学生培养的目标。他的这一指导思想,可以说贯穿在当时学院的科研、教学的种种细节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奠定了学院发展的基调。

而我对范院长比较直接的了解,则是在我担任常务副院长之后。范院长当时身体已经比较病弱,除非学院特别重要的活动,他来学校的次数越来越少,原来坚持上的课程也慢慢减少。每个月,我都会去他万寿寺住家附近的茶馆汇报学院工作,有需要他出面的事情他都积极给予支持,他对学院的新气象也感到欣慰。在这期间,范院长多次阐释他对“面向主流”的理解。他认为,所谓面向主流,不仅意味着面向主流的新闻工作岗位,更重要的是,要面向主流的社会需求、面向主流的价值观念、面向主流的发展方向。实际上,这是他对包括清华新闻学生在内的所有新闻人的新闻价值观、社会责任、历史担当的一种要求。没有这种面向主流的社会责任感,新闻人就会缺乏新闻人的灵魂。面向主流,学生不仅要能够上大舞台干大事业,而且也要善于在小舞台干大事业。面向主流,在某种意义上,与范敬宜院长常常引用的其先祖范仲淹所谓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有着内在的联系。

范敬宜院长在清华大学亲自主持开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课程,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他多次在课堂上、讲话中,以自己改革开放初期的几篇报道为例子,特别是他当年在《辽宁日报》发表的成名作《分清主流与支流,莫把“开头”当“过头”》等新闻报道,说明“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的道理,引导同学们不要只看到眼前这一小块地方,要有世界眼光,要关注960万平方公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他常常用各种生动的新闻实例,为同学们讲解1986年他在《经济日报》任总编辑时提出的新闻工作如何“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实事求是构成了范敬宜院长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正是在他的指导和影响下,清华学生大多自觉利用社会实践、专业实践,以及寒暑假返家的机会,主动去接触、观察、了解、调查、研究中国社会的底层、中国百姓的生活。范院长常常引用温家宝总理在给他回信中的一段话,“从事新闻事业,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有责任心,而责任心之来源在于对国家和人民深切的了解和深深的热爱。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说话、用心作文章。”后来,我提议把这段话刻在在学院的门厅,勉励学子们的学习和成长。

范院长在清华大学还开设了新生研讨课“新闻中的文化”。他一直强调功夫在诗外,而文化则是新闻人的诗外之功。范院长本人博学多才,著名红学家冯其庸称其为“诗书画一体,情文韵三绝”。虽然范敬宜院长一向自谦,但是他却认同 “新闻人本身就是文化人,……应该是有社会责任感、有学问、有道德、有能力的文化人。”所以,在课堂上,范敬宜院长为学生讲诗书琴画、儒墨道释,说物艺相通、天人合一,分享“一囊诗梦一囊书,锐气纵横未见输”的悲喜人生。他告诫同学们,文化修养、文化积累、文化底蕴犹如五谷杂粮,只有广泛吸收才能健康成长。他在文章中提到,生命之树长青,文脉之源永恒,文化品质是媒体的灵魂。如同中国新闻史上那些杰出的新闻大家章太炎、梁启超、张季鸾、瞿秋白、邹韬奋等人往往都是杰出的文化人一样,范敬宜院长自己也精通诗书琴画,博览中外群书,更重要的是他将知识化为修养,成就了一代杰出报人的风范。其学养,成为新闻人的楷模;其才情,成为青年人之向往。许多清华内外的学生,都喜欢称呼范院长为“范爷爷”,这种称呼表达的不仅是对老者的尊敬,更是一种高山仰止的热爱。2007年,范院长在学院毕业典礼上,以“远离浮躁,追求文化”作为对毕业同学的赠言,至今还是学生们所牢记的谆谆教诲。

范敬宜先生的教育遗产

2010年夏天,出院不久的范院长出席了最后一次学院毕业典礼。这次,他给我带了两幅字,一幅是应邀为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题字,一幅是给我的小楷全文《岳阳楼记》。范院长是范仲淹先生一脉相传的后人,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常常成为他勉励自己和他人的座右铭。一个多月以后,范院长再次住院。我多次去北京医院看望,他也谈了对学院未来发展的一些期望。最后一次,我和两位同事去医院看望他,然后他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到电梯口,后来回想起来,可能他当时已经有某种不详的预感。第二天我出差去杭州,给范院长电话说回来再去医院看他。但我竟然在首都机场把手机落下了。第二天中午,范院长溘然长逝的消息,我晚上才从电子邮件中看到。万分震惊,不敢相信,范院长的音容笑貌宛然如在。

我提前回到北京,安排组织各种悼念活动,师生们对范院长的深厚感情,体现在各种文章、谈话中,许多他对学生言传身教的故事,我也第一次知道。人民日报社负责安排范院长追悼会。当天早上五点钟,我代表学校、学院去北京医院向范院长遗体告别,然后护送到八宝山。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当时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参加追悼会,来自四面八方的许多范院长的亲朋好友、同事学生纷纷来告别,新闻学院的师生在凛冽的寒风中排成了悼念长队,《清新时报》赶印了纪念范敬宜院长的黑白专刊,大家都自动地来缅怀这位卓越的新闻人、文化人和教育家。范院长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视野,虚怀若谷、张弛有致的胸怀,不卑不亢、大巧若拙的处事态度,以及他的学识、才华、品行所构成的人格,一直是对我们许多人的鞭策。

范院长生前曾经用两张他随身携带的照片来表达自己的平民爱好,一张是他在农村接受劳动锻炼时,与农民们站在农舍前的照片,脸上洋溢着一种朴素、开怀、自然的笑容,一张是在人民大会堂坐在主席台上的照片,满脸严肃、不苟言笑。从中我意识到,有大境界者大凡都有某种骨子里的平民情怀。范院长虽然是书香门第,而且官居高位,但他却常常与剃头匠、出租车司机、服务员成为朋友,践行他“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的观念。

范院长去世之后,王健华老师带着对范院长的一往情深,与我商议,在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人民日报》和范敬宜先生亲属的积极支持下,设立了“范敬宜新闻教育基金”,奖励全国新闻传播学界的优秀学生、有突出贡献的老师以及积极支持人才培养的行业人士;后来我们还编辑出版了《范敬宜新闻教育文集》。在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馆内,摆放着第一届本科生给范敬宜院长立的胸像,胸像基座上刻着范院长“如果有来生,还是作记者”的名言。范敬宜先生直接领导了新闻与传播学院前十年的发展,而他的思想和教育遗产对新十年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我们能不能把范院长这种爱国爱民、文化树人、深入生活、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继承和光大并加以发展,对于新传院的未来,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特别感谢与那么多美好的学生和老师,共同度过了过去在清华的二十二年。抚今追昔,清华新传,一开始就那么美好,二十年之后,希望它将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