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邓亚萍:体育是安全边际下最好的锻炼

2021-08-22 | 王佳薇 | 来源 公号“南方人物周刊”2021-08-20 |

如果你要问我这么早退役遗憾吗?答案是不。我相信如果加上现在的科学训练,自己的运动寿命会延长。但这就是不同的时代赋予我们不同的东西,我们的状态在那个年代已经是最好的了,对吧?

邓亚萍习惯了飞来飞去,有时在北京,有时在上海。她生活重心很大一部分是工作,其次是公益,包括推广全民健身。“这样挺好,因为人生非常的短暂,你能够做(让大家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其实不容易。”

24岁之前,那个有意义的事情是乒乓球。在父亲邓大松的影响下,邓亚萍从小接触乒乓。赛场上的她被称作大魔王1991年日本千叶世乒赛上,她夺得女单冠军——这是她第一个世界大赛的单人项目冠军。往后的几年,她几乎横扫所有世界大赛的金牌。

与优异成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略显矮小的个头。起初没得到认可,但她身上有股劲,不服气。“如果我一路都很顺利,我身上可能也没那个劲儿。”乒乓对她来说是“没有退路”。因为从小打球,她希望借此改变自己的命运。

职业生涯的后期,邓亚萍伤病不断。王楠有次回忆,和邓亚萍打球,后者为了不受脚上骨刺的影响,在厕所内把脚跺麻了才上场。这一切都是真的。邓亚萍最怕中场休息,“一场结束,脚要马上敷冰块,尽可能让它少充血、肿胀。”效果却是短暂的,骨刺迟早会出来。“它扎着你的肉,每踩一下都非常疼。”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后,邓亚萍身边许多队友相继退役,她也萌生了这个念头。外界印象中她退役的时间点模糊不清,实际上她是逐渐淡出的。1997年在清华读书后,她一周要回国家队训练三次。那段时间,她处于时刻准备的待机状态,如果年轻队友不行,她随时要补位。到了98年全运会,年轻队员慢慢顶上来后,她才慢慢地退下来

退役后的邓亚萍听从一位长者的建议,将昔日奖牌、奖杯悉数收进箱子。“那些都是过去的事。”她极少回头去看过往成就,但不可否认,荣誉一直环绕着她,随她潜入校园,又回到社会。无论是作为运动员,还是社会人,在她看来,“需要有一颗好奇心”来应对社会的飞速变化。近些年来,她仍活跃在公众视线内,试过从政、经商和主持,身份历经多重转变。

“你觉得读书时和导师的关系与打球时和教练的关系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手里的保温水杯被放在脚下,邓亚萍头微仰着,眼珠子转了转。“这是很好的问题,我之前没想过。”接着,她便滔滔不绝起来。

以下是她的讲述:

退役即巅峰

教练和导师都是我的老师,方法路径虽然不同,但他们对我的标准都是一样的。教练希望我能拿金牌,导师希望我能顺利毕业,在自己的领域有所成就。

有退役念头的那几年,我一直想去读书。有人觉得我已经拿那么多冠军,很有名了,完全躺着也可以。其实是可以的,但我觉得24岁就到了人生巅峰,人生再没有别的可能,好像挺没劲的。

2002年从诺丁汉大学硕士毕业后,我想争取一下剑桥。当时遭到身边所有人的反对,大家觉得剑桥太难了,如果我读不下去还挺丢人的。但我坚持要读这个学位,剑桥一直是我的梦想,我不想留下遗憾。

我记得第一次到剑桥还是1998年我读语言那会儿。看到校园里大家忙着参加毕业典礼,我特别羡慕。自己跟自己讲,如果我哪天能在剑桥读书就好了。但又会立刻自我否定:这辈子是没希望了。

当时我还在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工作,这是一个类似于市场开发的部门,和体育项目完全无关了。北京申奥成功后,我一直在帮我们的奥委会筹措资金,“拉赞助”。我后来的博士论文就和这个有关,选了四个案例研究奥运品牌与全球竞争力。

大家都知道奥林匹克的宣言是“更快更高更强”,但这是很软的部分,有点虚无缥缈,如何把文化变现是我好奇的。比如说,奥运的门槛价并不低,对一些奥委会的赞助商而言,他们为什么要赞助奥运?这些疑问是我博士选择读经济学的原因。

▲决定读博时,邓亚萍就知道自己选了一条非常艰难的路(摄影 / 王轶庶)

我一直很欣赏我在剑桥的导师Peter Nolan,他应该是最懂中国经济的外国人,在经济学领域非常权威。硕士毕业后,我试着联系过Peter,他说我的申请条件是符合的,除此之外,推荐信也很重要,他建议我找(前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来写。我没有犹豫直接去找了老萨,结果他当场就给我拒了,说,你干嘛读博士?读完硕士你就要回国,为Chinese People工作。我说我一定会回去,但剑桥是我的梦想,我相信从剑桥毕业后我能为中国人做更多。

在剑桥的五年时间里我和普通学生一样。六层,南区,是图书馆里我最常待的位置。剑桥是真正的读书人的天堂,校园很美,又静谧,十分适合做学术。在学校里行走,你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历史的环境中,毕竟里面的建筑都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这种气场和文化氛围给了我足够安定的做学问的氛围,会有一种“不读书你在那干嘛”的感觉。

除了看书,我还很喜欢和导师沟通。很多师姐怕我的导师,其实我也挺怕的,不敢随便见他。Peter很严格,但他曾经鼓励我:亚萍你要有自信,你书都读到这个程度了,在你的研究领域,你比我认知的更多。要相信自己,跟着感觉走,没有问题。

这些话给了我很多信心。包括在毕业答辩的时候,Peter说你会很享受这个过程,我说不可能。后来的确如他所说,当你能够和别人针锋相对地去讨论一个问题时,过程令人愉悦。

决定读博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选了一条非常艰难的路。其实已经做好吃苦的准备了,肯定不会放弃。但整个过程真的很煎熬。200887日,我收到了学校学术委员会的邮件,确认我通过了答辩。那天刚好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一天,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我特别高兴。

从清华、诺丁汉,再到剑桥,人家说“十年磨一剑”,我花了11年的时间读书,最后磨出来了。我记得1997年刚开始在国际奥委会工作的时候,什么都听不懂,需要带一个翻译。别人对你爱答不理的,自己就像局外人。当时落差特别大。后来没想到自己能走这么远。

我的好奇心很重,运动员好像都这样,不怎么害怕新的领域和挑战。很难说我有什么确定的规划,许多时候都是顺其自然,我希望自己能学以致用。因为是运动员出身,我对体育有非常深的感情。

竞技体育对我们来讲终究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运动员都要退役的,对吧?怎么让大众拥有健身的热情和习惯,是我近些年在做的事。

体育产业对国内来说还处于起步阶段,其他行业的产业化,比如说酒店行业、互联网行业,我会想,这种商业模式能不能拿到体育产业中来?

“没有遗憾”

这次东京奥运会,我们表现得非常出色。我在微博上复盘过马龙与奥恰洛夫、孙颖莎与伊藤美诚、女双对决等比赛。比赛是训练的一面镜子,看中国队今天的成绩,就知道他们平常是怎么训练的。

读博时我做过一个统计,奥运会奖牌数排名前20的多数来自发达国家。竞技体育是很反映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国家队能够在疫情这么不确定的条件下保持出色的发挥,我觉得应该感谢这个时代。

举个小例子,现在国家队有很多做体能师、康复师的外教,我打乒乓球那会儿哪有呀。那个时候国力还不够强,我们的教练不仅要抓专业训练,还要管身体训练,他们肯定不像专业体能师这么专业。现在你看我们有些老将,打了四届奥运会,他们仍处在非常好的竞技状态。这是我们那个时代所没有的。

24岁就退役了。有人说可惜,其实是因为伤病这个不可抗力因素。队医也好,教练也好,到了后期,他们都没办法确定我还能不能继续打了。当时主教练陆元盛带着我去了北医三院运动医学研究所,运动医学界的泰斗式人物曲绵域老师亲自帮我问诊。教练问曲老,亚萍还能不能打了?聊这些问题的时候,曲老都没让我在场。

当时我腰伤已经很重了。曲老的意思是,亚萍如果继续打下去的话,可能要坐轮椅。教练就没太坚持。

▲邓亚萍与儿子 / 受访者提供

如果你要问我这么早退役遗憾吗?答案是不。我相信如果加上现在的科学训练,自己的运动寿命会延长。但这就是不同的时代赋予我们不同的东西,我们的状态在那个年代已经是最好的了,对吧?

对现在的我而言,有乒乓球重要赛事时,我会关注,解说、复盘一些赛事。我的小孩练球时,我有时候会给他一些指导。但总体不会花特别多精力在上面。平时锻炼身体我更喜欢打羽毛球,每周至少去两次羽毛球馆。疫情反反复复,很多场馆都关了,我胳膊也有旧伤,这段时间一直没系统地打球。

说到疫情,其实对我们体育行业冲击不小,光是体育培训行业,倒闭的公司就超过百分之三十了。这可能是我目前最大的担忧。这是无能为力的事,只能接受它。不过,很好的一点是大众的健康意识觉醒了,更有意识地去健身和运动。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邓亚萍获得乒乓球女单冠军,萨马兰奇亲自为她颁奖 / 受访者提供

由他做主的人生

不管你信不信,我16岁夺冠那年,不知道哪来的念头,想着绝不让我的孩子练体育。太苦了,我不想他走这条路。但随着年龄增长,当我成为一个妈妈的时候,我坚持一定要让他打球。

体育带给人的东西太多了,这里面可能超过了你在学校书本里学到的知识。甭管是在胜利的时候,还是失败的时候,我们都要回归平常心,不能气馁,也不要骄傲,否则下一次就会失败。它教会我很多做人的道理,而且还能从中结交很多朋友,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事情。

我的小孩从9岁开始练球,他当然不想练,觉得很苦。现在的孩子生活条件都比较好,相对来讲佛系的多一点,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去吃苦头?毫无疑问练体育非常苦,他需要战胜自己的懒惰,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基本和体育沾不上边。

但我坚持让孩子去练,是希望他懂得一个道理,任何一次成功都不是随随便便获得的,是需要自己咬牙坚持的。体育是安全边际下锻炼一个人最好的方式,我希望他能有这种磨练。

如果一个孩子没办法承受这种压力和困难,我觉得他是走不了职业运动这条路的。但说到底,这是他的人生,他的人生应该他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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