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耀昆(1946历史)
我是1941年考入西南联大的。在外文系读了两年后转入历史系,中间曾休学一年,在大理教书;1946年毕业于历史系,我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是雷海宗教授。
西南联大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崇尚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的空气。我是从四川重庆来的。那时的重庆,是蒋氏王朝的政治中心,特务横行,白色恐怖令人窒息,来到昆明,顿时感到呼吸畅通了许多。联大有许多壁报、大字报,简直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还有多种专题讲座、报告会、讨论会、读书会,可以各抒己见。不久,我就参加了学生自治会组织的“倒孔”大游行,高呼“打倒孔祥熙”,兴奋极了。联大有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公开组织和活动,但很少有人参加。在一个班级中、一个宿舍里、一张扑克牌桌上,可能有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中共地下党员,或中统的、军统的、或兰衣社的、复兴社的,互不公开自己的政治面目,只是在互相的谈话中流露出各自的政治倾向: 拥蒋?反蒋?或者无所谓。依我看,联大同学中,像我这样关心政治而又不积极参加的自由主义分子为数不少。
我生性有些内向、自卑,上不了台面,宁肯在台下做观众,嘻笑怒骂,我行我素。如果参加了政治组织和活动,你的一言一行都要对党对人民负责,可就不能随意发挥了。还有一点,我对为什么一定要参加组织,一直想不明白。后来阅读和思考了一些烈士们的事迹,我才知道参加政治组织的人有两种: 一种是为了人民不再受苦受气,必须团结越来越多的志同道合的人,组织起来才有力量夺取政权,通过新政权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使得人民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不再受任何人的气。另一种人则是为了使自己能够升官发财,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为他们自己的权力地位拉帮结派、争权夺利。联大同学中有不少像我这样的由于辨别不清真假黑白因而鄙视一切政治活动的。联大不是党校,但它却是党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的重要阵地。
联大文法学院的学习方法主要是靠教授们的言传身教。同学们的主要活动场所,除了课堂教室、图书馆,便是宿舍,更多的时间是在文林街的茶馆里。打扑克牌、聊天、整理笔记、补抄笔记、准备考试,都在茶馆里进行。说也奇怪,纵使是在茶馆这样非常嘈杂喧闹的地方,却能互不干扰,各行其是,习以为常。那时我的笔记能力较好,有的同学常常下课后拿我的笔记去核对或补抄。许多名教授讲课时我录下的笔记毕业后还一直珍藏在身边。可惜,这批笔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们抄走了,在我的心上刻下了一道抹不掉的伤痕。那是我在教室里、图书馆里、茶馆里和同学们互相学习讨论问题的脚本和纲领,里面凝结着我的青春年华啊!可我竟没能保护好它。
在我听课的老师中,印象最深、最崇敬的有两位,就是雷海宗先生和张奚若先生。在昆明学生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运动期间,联大的教授们一般都是支持、同情学生的,雷先生和张先生也不例外。在“一二·一”事件发生后,在联大礼堂设了公祭四烈士的灵堂。一天,雷先生怀着悲愤的心情来到灵堂,灵堂里布满了花圈和挽联。还陈列着许多揭露反动当局迫害爱国学生的图照和罪证,其中有一件是一个大玻璃瓶装着一条人腿浸泡在酒精里,原来这是缪祥烈同学在“一二·一”事件中腿部被炸伤后到医院里被切割下来的。虽然吸引了很多参观者,但是雷先生觉得这样不太合适,当即找到灵堂负责人请把这件展品撤掉。当时群情激昂,对先生这样做不理解。事后我想,通过这件小事,可以说明先生具有“君子爱人以德”和绝不随声附和、哗众取宠的高尚品格。谈到这件事,使我联想起,他在课堂上讲到宗教革命和异端裁判所的时候,他说:“在群情激昂的情况下,越是过激的言论越容易被群众接受。”对此,我有深刻的印象。1949年,国民党当局一再动员他“南飞”,并为他提供机票,他毅然决定留在清华园,1952年院系调整,他被调到南开大学历史系。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感召下,1957年6月,他在天津各社会科学学会学术讲座作了题为《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的报告,关于奴隶社会问题,他说:“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奴隶社会阶段。雅典罗马的短期特殊发展,只能看为封建社会的变种发展。这种变种,并不限于封建社会,只要条件合适,它也可出现,资本主义的西欧将大量落后的非洲人运到新大陆,正是这种变种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表现。世界上既没有一个普遍的奴隶社会阶段,也就没有一个所谓奴隶社会的向封建社会过渡式转化的问题。”他还说:“认为马恩已经解决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如果拿六十二年前马恩研究希腊史的结论来解决中国古代史的问题,这当然解决不了问题。”
在我听课的老师中,印象最深刻和最崇敬的另一位是张奚若先生。我并没有选他的课,而是他《西洋政治思想史》的一名踏实的旁听生,风雨无阻,一课不落,笔记最全。我个子矮,坐在前排,先生多次提问。他是陕西人,早年在英国留学,是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的门徒。他讲课语言准确生动,而且幽默诙谐。有时介绍一些英国的社会风尚和政治生活习惯,他说伦敦市民的法治意识很强,政府公布了一个法规以后,有的市民往往以身试法,故意违反一下,看政府主管的官员有何反应,作为下届选举时的参考依据。张先生早年参加民主主义革命,追随孙中山,是同盟会会员。他也曾经出席过重庆召开的参政会,他在会上发言,批评政府的专制腐败,主持会议的蒋介石按铃,禁止他发言,他立即抗议。蒋介石说:“我已经按铃了,你怎么还继续说下去?”张先生说:“关于议会政治的原则和具体做法,这个,我比你懂。”于是继续发言,一直说完,说声“谢谢!”才坐下。从此他就不再理会那帮家伙了。在联大学生自治会召开的一次演讲会上,他说:“国民党的当权者的昏聩,已经到了十分可笑、不可救药的程度,好比一个病人得了盲肠炎,很严重了,大夫说要动手术,他一定要弄清大夫是不是共产党的,如果是,则绝不采纳。”1945年前后,蒋介石又在重庆召开政协会,邀请张先生出席参加,并附机票和路费。张先生断然否认自己是蒋党党员,“无政可参”,退回机票和路费,拒不出席参加,坚决不尸位素餐,为虎作伥,也不甘为那个腐败反动的政权作政治点缀品——“民主花瓶”。解放后,先生曾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高等教育部部长、人民外交学会的会长。整风反右时,他给党提出“要防止好大喜功、迷信未来”的劝告,毛泽东很不高兴,“我们好无产阶级之大、喜共产主义之功,我们要尽快地实现共产主义,有什么不对?”差点没有把张奚若先生打成右派。
1946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离开云南北上了。正是国共摩擦出火花、边打边谈的时候,美国总统特使魏特迈来华,到了北京,要求民主的教授们纷纷向魏特迈反映情况,蒋帮很紧张,在各大学中布置特务了解谁写了信给魏特迈,说了些什么,张奚若先生的言行当然是被调查的重点之一。果然,一位特务教授来找张先生,问:“您打算给魏特迈写信,或者别人写了,您在上面签字?” 先生坦然回答:“我没有给魏特迈写过信,也不想写,也没有在别人写的上面签过字。”那位特务教授走了,先生忽然觉得不对,赶紧又追上那个特务,补充说:“请你注意,我之所以没有在别人写的东西上签字,并不是因为我不同意他们的意见,我自己也不想写,不是我没有意见,也不是因为我害怕什么,而是,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魏特迈。”先生之智勇如此,真是火眼金睛,加上铁骨铮铮。在我的心目中,先生很高大。
除了这两位,其他我听过课的老师,如罗常培、罗庸、闻一多、唐兰、王力等先生,都以他们学识渊博、治学态度严谨,受到我的由衷尊敬和深刻怀念。
我大一是在昆华中学的校舍,第二年才搬到新校舍。在这段时间里,我参加了葛秉曙(王士菁)带头的鲁迅读书会,接触了许多思想进步的同学,如马千禾(马识途)、齐亮、江新苇、刘慕向、刘振邦等,还有王均、吕德申、吴国珩、高彤生等,同宿舍的同学有陈定侯、许鸿翔、黄显经、卢英立、佘世光、陈炳富、张涛、苏锡祺、邱熙民、汪锐、周礼全、刘国光、刘承沛等。以上这些同学是我的同龄人,我今年已经八十四岁,尚视息人间,提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我都能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当中有的早已成为烈士,为国捐躯;有的成为名家大师,为国增光,为民造福;也有不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经受考验,在文革中含冤而死。在这里我为他们祈祷,愿他们在天之灵安息。还活着的,愿他们健康长寿,经常想起母校,想起联大的老师们和老同学们,好好活着。
(原载《联大简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