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回忆起中国航天的飞速发展，戚发轫有喜悦，也有时不我待的急切。（王斯敏摄）

如果有人为戚发轫立传，这部传记看起来一定像 一部简写版的新中国航天史。

这位神舟一号到神舟五号的总设计师，几乎从未错过任何一个航天事业的重大节点：新中国第一发导弹“东风一号”，新中国第一枚三级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新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新中国第一艘试验飞船“神舟一号”，新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据说，他的名字是辽宁复县西瓦村一个私塾先生起的，等他上了中学之后才知道，“发轫”的意思是“新事物开始出现”。

2010年，是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4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戚发轫的发言最长。“很多人准备了稿子，我没准备。”他记得当年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可以连续讲几个小时，说到关键处，会有泪盈于睫。

别人都可以去，只有戚发轫不能去

“东风二号要加大射程、提高运载能力。但我们当时确实没有经验，1962年去酒泉基地发射时，点火不久就掉下来了。那时候对我们刺激特别大，你说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上去眼瞅着就掉下来了。当时我们觉得无地自容，觉得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党。”

1957年，北航毕业、刚刚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中国首个专门研究导弹和火箭的研究院）的戚发轫，从来没见过导弹。

“当时没有学导弹专业的人啊，只能找学航空的人。我们是搞导弹的单位，但很少有人见过导弹。”这个百十人的导弹骨干队伍里只有一个人见过导弹、研究过导弹，这就是五院（今空间技术研究院）第一任院长钱学森。

一个简陋食堂成了教室，老师是钱学森，学生是包括戚发轫在内的新分配大学生，课本是钱学森自编的《导弹概论》。除了自力更生，当时还有援助中国的苏联专家在，也算是一个“拐棍”。虽然创业艰难，但是干劲无穷。

1958年，好消息来了——研究导弹的年轻人可以到莫斯科茹可夫斯基航空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只是苏联人不接受军人到军事学院学习，他们只好脱下军装，准备通过高教部去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但不久，一个坏消息也来了——苏联方面再次通知，别人都可以去，只有戚发轫不能去！

“我都准备好了——婚也结了，衣服也做好了。但是不能去。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学总体的，其他搞强度的、搞工艺的、搞材料的、搞气动的都可以去，只有搞总体技术的人不能去——怕获取核心技术。”

所谓“总体技术”，在航天技术里是指用最可靠的技术、最少的代价、最有利的配合、最有远见的前瞻性，制定出最可行方案的一种系统工程方法。通俗地说，学总体的人就是准备干总设计师的人。导弹技术涉及国家核心利益，苏联人怎么会让一个中国人去观其全局，然后再研制出自己的系统呢？戚发轫受的打击不小。

但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由于中苏关系恶化，不久苏联专家也全部撤出了中国，并带走了有关资料。当时首枚导弹“东风一号”已经在研制中，这种不负责任的突然“撒手”，从小处讲是要留下一个“烂尾工程”，从大处讲是想人为切断中国的导弹研究进程。

“这件事对我个人、对我们航天战线来讲是莫大的刺激，既是一种屈辱，也是一种激励。‘自力更生’的航天精神就从那时候开始——靠别人靠不了啊，只能靠自己。”

苏联专家曾留下这样的警告：作为推进剂的“液氧”，必须用苏联的，中国的“液氧”杂质太多。中国人不服，“液氧”的沸点是-183℃，怎么从苏联运？如果不全程高压就变成“气”了，这是在设障。他们坚持用自己生产的“液氧”发射，到底把“东风一号”送上了天。

“东风一号”用了苏联的图纸资料，“东风二号”就完全没有任何经验可借用了。“东风二号要加大射程、提高运载能力。但我们当时确实没有经验，1962年去酒泉基地发射时，点火不久就掉下来了。那时候对我们刺激特别大，你说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上去眼瞅着就掉下来了。当时我们觉得无地自容，觉得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党。”这次发射失败在当年是机密，戚发轫和同事带着政治和技术上的双重压力回到了北京，再接再厉。两年后，“东二”成功发射了。

“东二”算是中国人自主研制的第一枚导弹。过了这一关，中国导弹和火箭研制之路才开始顺利起来。“东二”发射的同年十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戚发轫接着就参加了“两弹结合”。1966年十月份，两弹结合成功。接下来的“东风四号”、“长征一号”，他负责了结构和总体设计工作，都顺利发射成功。

这些成功留给戚发轫的印象都不如“东二”失败那么深。几十年后，戚发轫在一次政协会议上说，“科学实验要经得起失败、宽容失败，我们现在最大的压力就在于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不允许失败哪有人敢创新？”只有和航天相伴一生的人才能指出行业中症结所在，戚发轫这段大实话在网上广为流传。

德新社的报道写道：中国人过去被大大低估了

“搞卫星的和搞运载火箭的还不同。到了‘星箭分离，卫星入轨’这一步，人家运载就完成任务了。当时一喊‘星箭分离’，基地司令就一拍我肩膀——‘小伙子，成啦！’我说不成，还得等着，还没听到《东方红》乐曲呢。”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与“文化大革命”几乎同时开始。就因为这个原因，在戚发轫接手总体设计工作之前，“东方红一号”总负责人的岗位已经几易其主。

前几任分别是赵九章、钱骥、孙家栋。赵九章因为“文革”的不公平待遇而自杀，钱骥、孙家栋则因为莫须有的原因而被迫卸任。当时掌权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提出了一个办法——按“巴黎公社”原则，普选负责人。投票结果，戚发轫票数最多，当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组长”。

技术压力非常大。卫星天线要做展开试验，但当时既没有设备也没有试验场地。设备只能自己改装，场地是向中科院力学所借的一间仓库。这种实验危险性大，卫星天线一旦折断就会伤人。戚发轫只能给同事们每人找个了包装箱盖儿当护板，从缝隙里观察卫星旋转时天线的反应。就这样找到了天线折断的症结。

更大的压力是政治压力。第一颗卫星，第一次上天，还要播放歌曲，播放的还是《东方红》!这种压力若以戚发轫大实话版本演绎就是：“（卫星）要是唱着东方红掉下来了，这不相当于红太阳掉下来了么？这简直是杀头之罪。”

所有的相关人都加入了这场有关《东方红》的讨论，也包括钱学森。有人提议加一个过载开关，卫星达到第一宇宙速度就接通播放东方红，达不到就不接通。有人不同意这个提议：过载开关也是新的，可靠性如何保证？万一该接通时不接通怎么办？最后，钱学森只好把这个问题带到北京，请周总理决定。

1970年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钱学森、任新民、杨南生、戚发轫等一行。在听完汇报后，周恩来点了戚发轫的名字。

“卫星可不可靠呀？”“可靠。”“上天以后，《东方红》会不会变调？”

戚发轫沉吟了一下，“凡是能想到的，凡是地面能做实验的，我们都做过了。”

“那这样吧，你们回去写个报告，交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转场时间。”

这下戚发轫紧张了，大实话也上来了：“总理，不行啊。卫星与运载火箭已经对接、水平放在运输车上等着转运到发射阵地了。我们只做了四天四夜横放试验，电解液不漏。再久了就无法保证电解液不漏。”

“为什么不多做几天试验呢？”

语气已略带责备。

戚发轫马上回答：“原因在我，是我们搞总体的没有向负责电池的人提出这样的要求。”

周恩来当时说了一段话，至今戚发轫还能一字不落地重复：“你们搞总体的人，应该像货郎担子和赤脚医生那样，要走出大楼，到各研制单位去，把你的要求老老实实告诉人家，让人家知道应该怎样做工作。”当向记者谈及这段话时，这位在研制“东方红”过程中曾晕厥、曾阑尾穿孔、曾被抄家的总设计师真诚地说，“我很服气。”

报告仍旧得写，不过有了“四天四夜”的限制，一切就要从速。当夜的国防部大楼，若干办公室通宵亮灯——任新民负责运载火箭的一级二级报告，杨南生负责运载火箭三级报告，戚发轫负责卫星报告。三人写完要交钱学森，钱学森改后要交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罗舜初改后要交国防科委主任王炳璋，王炳璋改后要在15日凌晨6点前送到周恩来手中。层层接力终于换回了一个重大批示——“政治局同意卫星发射安排”，也换回了一个重大要求——“万无一失”。

1970年4月24日9时35分，“长征一号”载着“东方红一号”直上云霄。一声“卫星入轨”，全场沸腾。

除了戚发轫。“搞卫星的和搞运载火箭的还不同。到了‘星箭分离，卫星入轨’这一步，人家运载就完成任务了。当时一喊‘星箭分离’，基地司令就一拍我肩膀——‘小伙子，成啦！’我说不成，还得等着，还没听到《东方红》乐曲呢。”

酒泉发射基地已是一派狂欢景象，祝捷大会马上开始。有人喊，“戚发轫，上去说两句啊!”他只是沉默地坐在那里。十五分钟长似一个世纪，9点50分，国家广播局来电：“收到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格外清晰洪亮。”他仍旧忍着，一言不发。

90分钟后，卫星绕地一周，新疆喀什站报告：收到太空传来东方红乐曲。万千感情瞬间决堤，他站起来大喊一声：“我们成功了!”已是哽咽难言。

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后的喜悦。（前为戚发轫）

新华社马上发出喜报，天安门广场上手握毛主席语录的人们开始狂欢庆祝，街道和乡村的百姓团团围坐在收音机旁收听《东方红》，《参考消息》将所有外媒报道集中了一整版，其中德新社的报道写道：中国人过去被大大低估了。

那一天如在眼前，满头鹤发的老科学家说起来，眼中尽是氤氲之色。“真不容易啊，那时候的负责人没有任命，也没有人在乎这个，就凭着一股爱国热情干。”在一个派别林立、人心复杂、气氛压抑、组织涣散的特殊背景下，一群知识分子竟被“家国天下”这么形而上的理想紧密地集合在一起，如何不算一个奇迹。

几十年后，当这段历史要刻在为纪念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四十周年而建的“百星墙”上时，人们竟不知该在“总设计师”一栏中填上谁的名字。为了确定这个问题，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领导提出了一个原则：发射时谁负责谁就是总师。按照这个标准，总师是戚发轫。

戚发轫说，我不同意。“‘东方红一号’当年没有任命总师，只有前仆后继的科学家群体。即使写一个人，也应该是孙家栋。”“百星墙”最后刻上了戚发轫和孙家栋两个人的名字。

他很少说这样有些“煽情”的官话，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的大实话：“他们老让我讲，我说我没啥可讲的，我就是‘第三个馒头’，前面人家都干那么多事了。”

我的窍门告诉你，你也学不去

“一个德国同行问我，你们一年发射两艘飞船，这么快，有窍门么？我说我的窍门告诉你，你也学不去。俄国人规定，搞载人航天产品，不能晚上加班，你们德国人规定，周一和周五不做重要的精密性工作。而我们中国人呢，白天、

晚上、星期六、星期天就是这么干。他喊：‘你那是违法的！’我说，‘为了迎头赶上，我们只能这样干了。’”

1992年，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式批复载人航天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决定走有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之路。随后，载人飞船立项，戚发轫被任命为神舟系列总设计师。

在之前的二十年中，戚发轫一直在“放卫星”——“东方红一号”、“东方红二号”、“东方红二号甲”、“东方红三号”、“风云二号”，“中星22号”，已经磨炼出一支同甘共苦、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的通信卫星研制队伍。那一年他59岁，即将退休，最大的愿望是“每天能回家陪老伴儿吃晚饭”。本以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就这样完美谢幕了，原来浓墨重彩还在后面。

到处可见这样的新闻题目——“戚发轫：花甲之年掌帅印”；系统内也有这样的疑问——“戚发轫一个老头带一帮年轻人，能行么？”他自己心里也很忐忑，花甲之年重新披挂上阵、拓土开疆，这确实为难。但他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不服从组织安排的时候，六十岁也一样。

任务是“争八保九”（争取1998年保证1999年发射神舟一号）；困难是两个，一个是“文革”造成的人才断代，所谓“老头+小伙”的队伍，一个是很多关键技术没有经过太空环境下的考验。“神舟一号”要解决的关键是舱段连接和解锁技术、调姿和制动技术、升力控制技术、再入防热技术以及回收着陆技术。七年一剑，戚发轫打的是持久战。

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原总经理张庆伟（左）、神舟飞船总指挥袁家军（中）商讨航天科研

1998年初冬，展现在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面前的北京航天城，一派繁忙景象。“当时形势确实很好，几艘做地面试验的飞船也拉出来了，做力学试验的、做电性试验的、做热真空试验的，如火如荼啊。”在江泽民同志的这次视察之后，“神舟首飞”与“五十年大庆”、“澳门回归”一起列为1999年中国的“三件大事”。

1999年11月20日6点30分，中国第一艘无人试验飞船“神舟一号”升空。10分钟后，青岛站完成双向捕获：飞船准确入轨。

张万年将军当场致贺词：“‘神舟一号’飞船成功发射，标志着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取得了重大突破，是中国迈向新世纪的一座新的里程碑。”大厅里顿时掌声雷动。

场景似曾相识，人也还是老样子——戚发轫刚听完贺词就马上乘专机从酒泉赶回北京航天指挥中心，监测返回情况。他要等船行一天安全返回指定区域，才会觉得大功告成。

千禧年之后，中国航天事业日行千里。2001年1月,神舟二号发射；2002年3月,神舟三号发射；2002年12月,神舟四号发射。速度之快,世界惊叹。

“一个德国同行问我，你们一年发射两艘飞船，怎么这么快啊？你们有什么窍门么？我说我的窍门告诉你，你也学不去。俄国人规定，搞载人航天产品，不能晚上加班，只能白天工作。你们德国人规定，周一和周五不做重要的精密性工作。而我们中国人呢，白天、晚上、星期六、星期天就是这么干。他喊：‘你那是违法的！’我说，‘为了迎头赶上，我们只能这样干了。’”

他的头发全白了，“陪老伴吃晚饭”的诺言从未兑现。“神舟二号”之后，他也永远失去了这个机会。2000年，他的夫人姜福玲被检查出肺癌，当时已是晚期，医生预测只有三个月到半年的生命。

这位一生默默支持丈夫无怨无悔的女士，在病床上迎来了和爱人团聚最多的时光——每天晚上十点，戚发轫都会从航天城匆匆赶回，陪伴她一个小时。“神舟二号”正在攻坚，这一个小时已是奢侈。

大出医生的意料，她一直坚持了十三个月——直到“神舟二号”发射成功之后才辞别人世，如同竭尽全力地给了丈夫最后的支持。

“她这一辈子，就在为我作牺牲。”除了“东方红一号”，这是另外一件一提起就让戚发轫泪水难抑的事情——即便是十年之后的今天。

跟老戚办事，吃不了亏

“以前我们搞卫星的时候，除了电源系统，其他系统都是我们五院自己研制配套的，统筹非常简单。现在呢？我们搞总体，上海八院负责一部分，部队的航医所负责一部分，有效载荷部分是由中科院负责。他们都不属于你的编制，行政上不受你的领导，工资奖金也不是你发的，人家能都听你的？很难很难啊。那靠什么？那就靠公正公平公开呗——跟老戚办事，吃不了亏。”

戚发轫渐渐感到另一种艰难。

不是那种从零开始研发导弹的艰难，也不是顶包装箱做卫星试验的艰难。中国航天已经有了完整的人才梯队、雄厚的技术积累、一流的设备水平，曾经的问题都不再是问题。

中国正在面临社会转型，计划经济退出历史舞台，市场机制日渐成熟。1999年，和“神一”发射几乎同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成立，体制和机制都在进行着新的解构与结构。

“神舟五号”有13个分系统、600多台设备、70多万个软件程序、300多根电缆、80000多个接点，还有300多个协作单位。“以前我们搞卫星的时候，除了电源系统，其他系统都是我们五院自己研制配套的，统筹非常简单。现在呢？我们搞总体，上海八院负责一部分，部队的航医所负责一部分，有效载荷部分是由中科院负责。他们都不属于你的编制，行政上不受你的领导，工资奖金也不是你发的，人家能都听你的？很难很难啊。那靠什么？那就靠公正公平公开呗——跟老戚办事，吃不了亏。”

和航天英雄杨利伟亲切交谈。

王道本乎人情。在中国，一个机构领导者的人格魅力与道德示范往往会弥补制度上的欠缺，并带动敬业作风的形成，戚发轫也许就胜在这一点上。

军旅作家李鸣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他请戚发轫看电影的情形。“电影开映后，戚发轫神情专注，脸上表情十分丰富，看到高兴处，竟拍手叫好，像一个终于逃离了学校和家长的孩子！没过一会儿，他就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坐在电影院看电影，感觉真好！当年我们看电影都是在露天坝里看，我简直没想到，现在的电影院都发展到这么高级了！看来，以后退休了我得多看几场电影。”

20分钟后，一个电话又把戚发轫叫回了航天城。那是2003年8月，距“神五”飞天还有两个月。

他在技术上已经非常镇定。2003年同年，美国“哥伦比亚号”7名宇航员罹难，巴西“VLS-1”火箭爆炸导致21名工程技术人员遇难。有记者问他，如果飞船在上升和返回过程中出事了怎么办？他回答说，“神舟五号”有8种救生模式，180多种故障对策。计算机的70万个程序中有30%是在正常情况下使用的，另外70%都是在故障情况下发挥作用的。

10月15日，“神舟五号”发射成功。戚发轫对现场采访的记者说，“‘神六’肯定会交给年轻人了。”

他还说，他很想念妻子姜福玲，见证中国第一艘载人飞船升空，曾是他们共同的愿望。

在发射基地，戚发轫意气风发

2009年共和国的六十年大庆，戚发轫作为科研行业代表登上了“科技创新”方阵的彩车。他穿着一身藏蓝色的西装，满头银丝在镜头中很醒目。游行的群众队伍在彩车旁边整齐地呼喊着口号：“科技探索，强我中华”，谁都能看出戚发轫的表情里有万千话语。四十年前，一个银光闪闪的72面近似球体开始频繁地出现在科普场馆、科学读物和文艺作品中，成为雕塑、成为模型、成为影像，成为了科学的象征，成为了人们回顾“文革”十年时少有的能津津乐道的话题，成为了一个民族即使陷入浩劫也未丧失元气的标志。四十年后，“神舟”与“飞天”成为中国社会话语系统的关键词之一，成为连妇孺老幼都在谈论的热点，成为某种大国崛起的象征。

科技改变一个民族，戚发轫深知。

转自 光明日报 2010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