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华　苏 (1982)

2000年11月12日是父亲华罗庚90周年诞辰。父亲离开我们已经15年了。

一直想写点东西纪念他，但总觉得可写的东西太多了，却又不知从何处下笔。在我们子女的心中，他是一个数学家，是我们的好父亲。尽管大家都说他对50年代以后中国数学的发展作用是无法估量的，但直到他的晚年，他对自己的评价也是很清醒很客观的：“对于一个数学家，除了学问，其他的都是无足轻重的。”这个意思我听他说过多次。在东京——他生命的终点，他对自己50年代以后的工作的回顾，也仅仅是一张几百字的表格而已。

数学是父亲生命最重要的内容。我小时候对父亲最清晰的记忆，就是他从清晨起就坐在书桌旁。当时家里住得不宽敞，父亲的书桌就摆在客厅里，妈妈管我们最多的，就是让我们不要吵爸爸。我最早对父亲的记忆是很温馨的，那还是住在清华北院的时候，我哇哇大哭，父亲把我背在背上，跛着腿颠着把我哄笑了。那时三四岁的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讨厌的孩子，吵了父亲做学问。记得五六岁时，在新林院住，父亲还曾“悬赏”一元，奖励我一个月之内不哭。现在想起来，那都是他在设法给自己争取更多念书的时间。父亲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他以自己的行动给我们诠释了他的名言：“聪明在于学习，天才由于积累。”父亲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幽默中闪耀着智慧之光。周末、假日他有时和孩子们打桥牌、下围棋，但常常在玩到一半时，眼睛一亮，就又去工作，那是他有了“妙招”了。他和学生一起出差时，常常半夜去敲学生的门，因为他有了好想法，急于找人讨论。

我特别喜欢听父亲讲数学，虽然这种机会并不多。他解数学题时常常给出一些直接的妙不可言的方法，听过之后让你忍不住跃跃欲试，要去想一个自己的办法解决问题。我第一次听他讲数学，大概是初中时，他为北京市中学生在数学竞赛前讲《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起》，第二次是听他的《从孙子的“神机妙算”谈起》。在他讲《谈谈与蜂房结构有关的数学问题》时，我和我小哥华光都在读高中。在大会报告之前，他就先给华光和我讲了一些，让我们自己再想想。对数学竞赛，父亲是很热心的，他参与了组织、出题、监考、改卷的全部工作，而且着实为那些出色的答卷和优秀的考生叫好。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当时父亲这些报告的小册子。我喜欢那种由浅入深、韵味无穷的风格。听说科学出版社最近要再版这些书，因为一些当年的数学爱好者，如今有作为的数学工作者们，像堵丁柱、王世坤、文志英……都众口一词地称赞这些小册子使他们走上了数学之路。我想这些小册子也将会受到现在的中学生的欢迎。这些小册子是数学修养的启蒙，而不仅仅是方法技巧的训练。1978年春我上大学以后，周末父亲常常会问我有什么难题吗？微积分、代数，什么题他都爱做，就像要做体操，活动活动筋骨，而且无论什么问题，他都一眼看透，给出的方法极简单、朴素，让人觉得他的脑子有穿透力。

由于清华的前辈对父亲的厚爱，使父亲有机会成为世界级的数学家。因此，父亲对清华，对指导和帮助过他的老师，终生铭感在心。熊庆来先生除了“慧眼识罗庚”外，从我记事起，就常常听父母亲谈起在西南联大的年代里，熊先生在经济上对我们家的帮助?50年代熊先生回国后，逢年过节，不是我父母去看望他们，就是熊先生夫妇到我们家来谈心。直到“文化革命”中，父亲听到熊先生去世的噩耗，匆忙赶到八宝山去“哭迪师”。在父亲心中，真是师恩重如山！杨武之先生对父亲的爱护和关心，也是他终生难忘的，1980年他在给《广角镜》编辑部的信中专门强调：“引我走上数论道路的是杨武之教授，”“从英国回国，未经讲师、副教授而直接提我为正教授的，又是杨武之教授。”两年前我在准备杨武之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的时候，杨振宁先生提供了杨老先生1946年写的《国立西南联大数学系概况》，读过之后，我除了被当年数学系的成就震惊外，更深为杨老先生的敬业所感动，一笔一笔如数家珍般记录了全系教师八年的工作……。在我们兄妹的心中，清华是一所神圣的知识殿堂，也是我们眷恋的家。我们是在荷塘、荒岛嬉戏中，在水木清华的怀抱里长大的，很多前辈给了我们教育和帮助。1978年，当我终于有机会上大学的时候，“上清华”就是我的梦想。我上清华以后，父亲曾多次表示他愿再回清华工作。在去东京之前，他还依依不舍地到清华旧地重游一遍。清华——父亲的终生情结！

“文化革命”中父亲的遭遇，已经有很多人写了。父亲不是那种可以远离尘世寻找自己乐趣的人，即便他当时是受到保护的。他的乐趣在工作之中，哪怕是他十分敬重的叶剑英元帅，都劝不住他。1968年之后，我在乡下教书，每两周回家一次。有一次回家，父亲叫我到他书房去，和我谈起他在“双法”推广中缺兵少将的情况，感叹道：“看来真是上阵要靠父子兵了。”他建议我写封信给周总理，表示我和华光请求助阵。我深深理解父亲的苦恼，回到乡下，很动情地完成了这封信。两周后，当我和父亲谈起此事时，他好像已经忘了，让我把信放在他桌上。过了一会儿他叫我，我跑过去，看到他正在看那封信，他抬起头，夸奖我文笔好，其实哪里谈得上文笔好，只是我理解了父亲的心情。父亲没有利用他当时可以递信的渠道，而是让我贴好邮票，投入信箱寄走。这封信后来下落如何，不得而知，因为时间太久了，连草稿也找不到了。在信里，我说对这样的老知识分子的拳拳报国之心，怎能不理解不支持呢？我听过父亲给工人讲“优选法”，我坐在工人中听，没想到工人对“优选法”那么感兴趣，一组组工人都在商量怎么去试试。在回来的路上，我对父亲说，我认为他是在发动工人搞生产，工人也对“文化革命”腻了，想干活。我以为父亲会不满意我对他报告的评价，但是父亲听了只是慢慢地点了点头。1975年，父亲在哈尔滨大面积心肌梗塞，我们去看他，那时他的舌头几乎完全是黑的，他自己也知道这次病得很重。但他的心里还在琢磨以后怎样工作。身体稍微好一点，就靠在床上给毛主席写信，字写得弯弯曲曲的，主要就是一句话：我还要工作！这封信是我和华光代他抄写后呈送毛主席的。大概是1983年，他又生病住在北京医院，我去看望他，谈起帕金森氏病，他很激动地说，一个人活着不能工作，实在是最不能忍受的！他一生都在努力工作，尤其是在“文化革命”中，他顶着压力，忍着病痛，总想努力为国家多做一点工作。“文化革命”后，百废待兴，他知道属于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带着氧气袋东奔西走。直到1985年，倒在东京的讲台上。

父亲离开我们实在太匆忙了，但苍天有眼，让他一生勤奋工作，直到生命的尽头。

①作者为华罗庚教授的女儿，现为清华大学数学科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