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先父马玉铭（1908—1950），笔名般乃，浙江东阳人，是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第六级（1934届）毕业生。1950年9月，父亲因突发心脏病英年早逝，年仅42岁，我未满3周岁，那样的年龄记忆尚未成熟。长大后，我们对父亲的印象始终是个遗像，还有就是幼时每年清明，母亲带着我们在虹口公园附近的天通庵站坐上小火车，在“咣当咣当”的车声中到江湾的一处墓园扫墓。偶尔也听母亲念叨过父亲在清华求学时与吴晗是同宿舍的好友，“文革”中北京市委的吴晗最先被揪出，大家再也不敢提起。

父亲马玉铭1934年清华大学毕业时的学士照

2015年偶然在网上看到清华校报的一篇报道：

“清华园风物志：人文日新纪念碑

在西湖游泳池东北偶的扶栏处，矗立着一座用巨石制成的石碑，“高七尺，重近万斤”，书“人文日新”四个大字。这是我校1934届校友在毕业60周年之际，赠给母校的礼物，于1994年4月24日校庆83周年时落成。该级返校校友齐集碑前参加仪式，由黄开禄、李家斌校友伉俪代表海内外校友为纪念碑启幕。

1934届（亦称第六级）是校史上人才济济的年级之一，如中文系的李嘉言、吴忠济、马玉铭、许世英、赵赓，外文系的季羡林、王岷源、陆以循，历史系的夏鼐、吴春晗（即吴晗），经济系的黄开禄、黄仕林，物理系的翁文波、张宗燧、周长宁，化学系的孙德和、时钧、高振衡，土木系的徐芝纶、李丕济，以及该年毕业的王信忠、马圣祖、张青莲、陈省身，该年招送的留美公费生张光斗、赵九章、钱学森、顾功叙、张煦、杨绍仪、戴世光等，都是其中的姣姣者……季羡林、夏鼐、吴晗、翁文波、张宗燧、孙德和、时钧、高振衡、许芝纶、张青莲、陈省身、张光斗、赵九章、钱学森、顾功叙、张煦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学部委员）。”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名字出现在书面报道中，而且是在被称为清华校史上人才济济的1934届学生中的佼佼者中。因此也就有了一种冲动，想去清华园亲眼看看那块“人文日新”石碑，希望能了解到父亲当年在清华求学的情况。

2016年夏，我与老伴在清华园西湖游泳池附近找到了那块“人文日新”石碑。石碑紧挨着一条幽静的小路，碑后便是有名的清华园荷塘了。“人文日新”四字苍劲有力，落款是“一九三四级毕业六十年赠石 一九九四年四月 ”。石碑“高七尺，重万斤”，沉稳，尖顶，大概也是隐喻1934年在中国最高学府中顶尖的那群青年知识精英了。默默看着碑名及落款，轻轻触摸着石碑，一时感到父亲离我是那样近，伸手可及；但又是那样遥远，天上人间。

1934届毕业60周年捐赠清华的“人文日新”石碑

从此这块“人文日新”石碑，对我似乎成了一块能打开时空隧道的魔方，促使我去寻迹20世纪30年代父亲在清华园的活动。

我先是找到了季羡林先生的《清华园日记》（辽宁美术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想他与父亲是同届毕业生，可能认识，也许在日记中会提到。果然，在《清华园日记》中找到了两处记载。

季羡林《清华园日记》封面

民国二十三年(1934)一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记道：“早晨听马玉铭说，文艺心理学的论文，他已经交上去了。我慌了，于是回屋赶作，因为以前已经作了很多，所以一头午就结束了。”季羡林是清华外文系的，也是文科。他在“清华园日记”的引言中写道：“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好象是选修课，我都选修过。”他和中文系的父亲显然同是该门选修课的同学。

民国二十三年（1934）二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记道：“同长之，印其，马玉铭同游厂甸，人山人海，非常热闹。”

这两处的记载都很短，然也看出和天下所有的学生一样，父亲也要赶作业，学习之余和同学结伴游庙会逛集市，父亲的形象便有点鲜活起来。

后来又在网上查到父亲曾做过《清华周刊》的编辑及主编，2017年，也是清华毕业的二姐借毕业50周年众校友返校之际，去清华图书馆档案室找到了当时的《清华周刊》，并将有关的资料复印下来。近日，《清华校友通讯》编辑部通过清华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得到了以下十几幅清晰的珍贵照片，真是感激不尽。

《清华周刊》是当时清华的重要学生刊物，上至总编下至发行大都由学生担任，公开发行，学校有一点资助。该刊是很多清华学子发表论文、书评诗词等的重要阵地，在当时也是影响力很大的刊物。资料显示从《清华周刊》第三五卷第一期起(1931.2.28出版)，父亲便成了周刊语林组的一位编辑，此时他是大一的学生。

1931年3月，《清华周刊》社同人摄影，第二排左9为马玉铭

在《清华周刊》第三五卷第二期中（编辑出版人员名单同第一期），有一张“本届周刊社同人摄影”（二十年三月），即1931.3的合影。经辨认，第二排左起第九位的便是父亲马玉铭。

从《清华周刊》第三五卷第七期起，编辑部的名单与以前略有不同，原来分组的编辑名单，现统一在一起，最后一位是父亲马玉铭。第三五卷第八、九期合刊，为清华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号，编辑名单中最后一位仍是父亲。

《清华周刊》第三六卷12期目录

在《清华周刊》第三六卷12期(1932.1.23出版）首页，刊登了父亲马玉铭的《西汉奴婢制度》一文，这也许是他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此时他才是个23岁的大二学生。这篇论文共有26页，既有对史料的详细考订，又有对西汉奴婢制度的历史思考。一个大二的学生能写出这样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实属不易，也看出父亲的才华。后来在网上查到，该篇文章曾被数篇论文提到过。

在该期目录之后的一页列出了“本社职员名单”，再下一页是一张本社职员的合影，但人数比名单中少了很多，可惜没有对应的姓名位置说明。经家人辨认，后排左3为父亲马玉铭。

《清华周刊》第三六卷12期刊登的本社职员合影，后排左3为马玉铭

在《清华周刊》第三七卷第十一期的本刊职员名单中，父亲马玉铭负责推销股。自《清华周刊》第三九卷第一期（1933.3.15出版）起，父亲便出任该卷总编辑。身为总编辑，每期的策划、稿件的征集审阅及出版发行等均需操心，没有能力及热情是无法胜任的。联想到第三七卷第十一期中父亲出任推销股，也许是他提前熟悉编辑出版各环节，为出任总编辑作准备。

《清华周刊》封面

在该期的“本刊职员一览”中，除总编辑马玉铭外，注意到文史栏主任是夏鼐，夏鼐著的《燕园清华园日记》（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10月）一书中，提到了相关事宜。

夏鼐《燕园 清华园日记》封面

夏鼐在1933年2月22日 星期三的日记中写道：

续作书评2000余字。吴春晗向我提起周刊社邀我做文史栏主任的事，我允加以考虑。下午马玉铭来，又谈起此事，我仍不肯便加允许。好名的心是一般人具有的，但是我不会拉稿子。假使自己做则功课太忙，至多仅能做三四篇，内容未必满意，而字数定不会多，故只好拒绝。但马氏允许与吴春晗及李峻之三人相帮忙。我说让我再考虑罢！晚间再去马、吴二君房中，约稿由吴君负责办理，尤其是出史学专号的时候，经他答应后我才答应马君。遂取回钱稻孙先生之稿回舍。

另外，在该日记的下面有一注释：马玉铭：笔名般乃，浙江东阳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第六级（1934年）毕业生，曾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夏鼐在日记中也称其为“马氏”“马君”等。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出版的书中看到对父亲马玉铭的简介。

夏鼐先生是中国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在清华求学时便显出他的史学才华，因此父亲任总编辑后，与吴晗二人力邀他作文史栏主任。日记中“晚间再去马、吴二君房中”一句，亦侧面证明了母亲曾说的父亲与吴晗在清华是同室好友。吴晗是浙江义乌人，东阳、义乌两县相邻，同属金华管辖。两位青年即是同乡，又同样爱好文史，成为好友亦自然。日记中还出现出史学专号之事，看出父亲对周刊出一文史专号已作筹划。

在夏鼐接下来的数篇日记中，都记录了父亲、夏鼐及吴晗等这群清华学子为出版好周刊“文史专号”的努力。

1933年3月9日，星期四：晚间送稿与马玉铭君，顺便与吴春晗谈。

3月17日，星期五：马玉铭君来，谓《周刊》拟于第6期出“文史专号”，已发函至史学系各教授索稿，要我有便去催取稿件。为了“文史专号”出得有份量，发函向教授索稿。

3月24日，星期五：周刊社编辑部开会，本学期拟出12期，第5、6期合刊为文艺专号；第8、9期为文史专号；第11期为自然科学专号；12期为社会科学专号。若文史专号能集稿16万字即无问题。本学期经费，校助3500元，每期300元左右。（印刷费每页2.25元，每期八九十页，约8万字稿子，每千字8角，第1期印1500份，第2期以下仅1400份，副刊仅1200份。）

3月26日，星期日：返舍时见案头有马玉铭君留字“文史稿今晚请预备妥当，明晨送去付印”。

3月29日，星期三：下午马玉铭君来询问文史专号有几篇稿有把握，我摇首答之。

4月24日，星期一：下午马玉铭君来，询“文史专号”稿件甚罕将如之何。乃往见吴春晗君，托其代拉稿子，并约其自作之稿，至少2万字以上。今日下午西洋近百年史没有去上课，便是因为与吴君在合作社中接洽这事。

4月26日，星期三：往晤马玉铭君，据云文史专号稿有朱自清、顾颉刚、郑振铎、钱穆、闻一多、黄节诸氏之稿，但字数不多。

4月24日文史专号稿件还很少，夏鼐为此下午翘课急与吴晗商谈。4月26日柳暗花明，终于筹到多位教授稿件。

4月27日，星期四：晚间与马玉铭、吴春晗商酌“文史专号”稿件排列方法。

从夏鼐日记看，此三人是出“文史专号”的骨干，为文史专号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另有李峻之君，不幸于4月病故。在文史专号的最后，父亲写的“编后”曾提起。）

1933年《清华周刊》第八期“文史专号”目录

从《清华周刊》第三九卷第八期“文史专号”的目录看，作者多为名学者，果然分量重。目录中有“清代花雅两部盛衰史略”青木正儿著，般乃译述。青木正儿（1887—1964）是日本著名汉学家，中国文学戏曲研究家，这是父亲以笔名“般乃”译述的文章。另有任主编的父亲以笔名“般乃”写的编后，这也是我们见到的父亲留下的不多的文章之一。编后不长，主要段落摘录如下：

名为文史，是为“亦文亦史”而言。就本期内容观之，文史二项皆具备了。史的方面，钱穆先生的“战国时洞庭湖在江北不在江南说”，虽觉稀奇，然决非响壁虚造，作“瞎子断扁”般的臆测。这问题，希望读者读了本刊钱先生所发表的这篇文章以后，能引起剧烈的讨论。顾先生的“五德终始说残存材料表”继读他的前次在清华学报上所发表的名著“五德终始说”而作，其名贵可想而知。

文的方面，黄晦闻先生和朱自清先生对于“乐府清商三调的讨论”，最可注意；像这样的文章，本刊非常欢迎。郑西谛先生的“姚梅伯的今乐府选”，尤为难得。郑先生是我国今日研究戏曲唯一大家，旧曲珍籍收藏之富，海内莫匹。以他这样渊博的学问，来讨论这个问题，是最适当不过的。他现在这篇短文，阐明历来传说“今乐府选”有五百卷说之非当，复近而讨论此书好处和坏处，实启示我们喜欢研究中国旧曲人不少。

此外梧轩君的“战国诸子的历史哲学”，作民君的“魏文侯一县之政治与学术”等等，都是细心之作，颇值诵读。

付印以后，钱穆先生在百忙中又交来“重答李峻之君对余周初地理考”一文，不禁越加油然使我们记起刚才与我们长别了的友好同学李峻之君。他，这位篤学深思的青年，竟这样匆匆的辞去了我们，任凭我们大家异腑同心同情地在这里悲哀他了。

笔者文史外行，只是觉得编后语中对文、史各篇文章的介绍短则一句，长的三四句，既点到主题，又能引起读者兴趣，体现了编辑的能力。编后语最后对友好同学李峻之的长别，表达了“异腑同心同情”的悲哀。另据“百度百科”“李嘉言”的介绍中，有“李峻之曾任《清华周刊》39卷历史版编辑，其故后，5，6期仍具名，本卷总编马玉铭（笔名般乃，六级，中文）编后语中为之纪念”的说明。

“文史专号”职员一览表，马玉铭任总编辑兼副刊（国内）主任

在“文史专号”本刊职员一览表中，父亲任总编辑兼副刊（国内）主任。编辑名单中，除了有《人文日新纪念碑》一文中提到的许多1934届校友外，还可看到钱伟长（新闻栏主任）及钱钟书出现在编辑名单中。

1933年5月，侵华日军铁蹄临近北京，城内已非常紧张，夏鼐在5月22日星期一的日记中记到：

下午有紧急通告，梅校长于下午3时召集全体同学谈话，云接何应钦通知，当局已决定死抗，同学如欲返里，可以请假返里，下学期再行补考。散会后同乡即议决一齐返里，我即往银行提款，决定明天南下……晚间将文史稿交于马君，即开始整理行囊。

这是夏鼐的《燕园清华园日记》中最后一次记载到与父亲的接触。彼时战火已近北京，同学们纷纷返故里避战火，作为周刊主编的父亲仍在收集稿件，仍在坚持。

《清华周刊》第四十卷第十一、十二期（1934.1.8出版）的职员表

自《清华周刊》第四十卷第一期（1933.10.23出版）起，父亲不再担任总编辑一职。在该期周刊社职员表中，原先的编辑也改称为校内特约撰述人，父亲马玉铭的名字出现在其中。在《清华周刊》第四十卷第十一、十二期（1934.1.8出版）的周刊社职员表，父亲的名字仍出现在校内特约撰述人名单中。以后可能临近毕业忙于写毕业论文，他不再担任《清华周刊》的工作了。在该期校内特约撰述人名单中，我们还看到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夏鼐、吴春晗、钱伟长、季羡林、翁文波、费孝通、曹葆华等，真是人才济济。另外，除了校内特约撰述人58位外，还列有校外国内各地的特约撰述人16位，以及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国外特约撰述人8位。

父亲在《清华周刊》的工作离开现在有90多年了，霍金写《时间简史》，以量子引力论研究时空，然对常人而言，时间也许永远是个科学之谜。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个维度中发生，它只朝一个方向运动，生命在此消耗，然而生命的价值与精彩也由此呈现。

幸有现在发达的网络，辗转找到的《清华周刊》相关资料，还有季羡林、夏鼐两位大学者的清华园日记（特别是后者），将它们联起来阅读研究，终于寻迹到90多年前父亲在《清华周刊》的那段精彩人生，虽只是部分，也足让我们感到欣慰。这些资料体现了父亲在学、研、编方面的可贵担当，也有与清华学子菁英合作，推进文史学研的脉络与花絮。另外，从《清华周刊》的编辑（特约撰稿人）名单中，也体现了后来成为我国文史、科学大家的清华同学群体的早期活动。所有这些，都能让我们获得诸多感悟及激励，而将这些珍贵史料整理成文，也是对父亲的一个纪念吧。

父亲清华毕业后，先是在安庆省立一中任教，1937年抗战爆发后去了重庆，先后在物资局及驿运总管理处工作，1940年与母亲结婚。抗战胜利后回沪，在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工作。解放后，在华东工业部益民公司工作，1950年9月病故。文史研究一直是他的业余爱好，有论文若干篇散见于一些杂志上。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图书资料/资料索引”中，能查到父亲写的数篇论文。观其一生，最闪光的一段，还是在清华学习及在《清华周刊》工作的那些年。

（作者马立华为马玉铭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