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马玉铭(1908—1950),笔名般乃,浙江东阳人,是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第六级(1934届)毕业生。1950年9月,父亲因突发心脏病英年早逝,年仅42岁,我未满3周岁,那样的年龄记忆尚未成熟。长大后,我们对父亲的印象始终是个遗像,还有就是幼时每年清明,母亲带着我们在虹口公园附近的天通庵站坐上小火车,在“咣当咣当”的车声中到江湾的一处墓园扫墓。偶尔也听母亲念叨过父亲在清华求学时与吴晗是同宿舍的好友,“文革”中北京市委的吴晗最先被揪出,大家再也不敢提起。
父亲马玉铭1934年清华大学毕业时的学士照
2015年偶然在网上看到清华校报的一篇报道:
“清华园风物志:人文日新纪念碑
在西湖游泳池东北偶的扶栏处,矗立着一座用巨石制成的石碑,“高七尺,重近万斤”,书“人文日新”四个大字。这是我校1934届校友在毕业60周年之际,赠给母校的礼物,于1994年4月24日校庆83周年时落成。该级返校校友齐集碑前参加仪式,由黄开禄、李家斌校友伉俪代表海内外校友为纪念碑启幕。
1934届(亦称第六级)是校史上人才济济的年级之一,如中文系的李嘉言、吴忠济、马玉铭、许世英、赵赓,外文系的季羡林、王岷源、陆以循,历史系的夏鼐、吴春晗(即吴晗),经济系的黄开禄、黄仕林,物理系的翁文波、张宗燧、周长宁,化学系的孙德和、时钧、高振衡,土木系的徐芝纶、李丕济,以及该年毕业的王信忠、马圣祖、张青莲、陈省身,该年招送的留美公费生张光斗、赵九章、钱学森、顾功叙、张煦、杨绍仪、戴世光等,都是其中的姣姣者……季羡林、夏鼐、吴晗、翁文波、张宗燧、孙德和、时钧、高振衡、许芝纶、张青莲、陈省身、张光斗、赵九章、钱学森、顾功叙、张煦等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学部委员)。”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父亲的名字出现在书面报道中,而且是在被称为清华校史上人才济济的1934届学生中的佼佼者中。因此也就有了一种冲动,想去清华园亲眼看看那块“人文日新”石碑,希望能了解到父亲当年在清华求学的情况。
2016年夏,我与老伴在清华园西湖游泳池附近找到了那块“人文日新”石碑。石碑紧挨着一条幽静的小路,碑后便是有名的清华园荷塘了。“人文日新”四字苍劲有力,落款是“一九三四级毕业六十年赠石 一九九四年四月 ”。石碑“高七尺,重万斤”,沉稳,尖顶,大概也是隐喻1934年在中国最高学府中顶尖的那群青年知识精英了。默默看着碑名及落款,轻轻触摸着石碑,一时感到父亲离我是那样近,伸手可及;但又是那样遥远,天上人间。
1934届毕业60周年捐赠清华的“人文日新”石碑
从此这块“人文日新”石碑,对我似乎成了一块能打开时空隧道的魔方,促使我去寻迹20世纪30年代父亲在清华园的活动。
我先是找到了季羡林先生的《清华园日记》(辽宁美术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想他与父亲是同届毕业生,可能认识,也许在日记中会提到。果然,在《清华园日记》中找到了两处记载。
季羡林《清华园日记》封面
民国二十三年(1934)一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记道:“早晨听马玉铭说,文艺心理学的论文,他已经交上去了。我慌了,于是回屋赶作,因为以前已经作了很多,所以一头午就结束了。”季羡林是清华外文系的,也是文科。他在“清华园日记”的引言中写道:“文学概论、文艺心理学好象是选修课,我都选修过。”他和中文系的父亲显然同是该门选修课的同学。
民国二十三年(1934)二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记道:“同长之,印其,马玉铭同游厂甸,人山人海,非常热闹。”
这两处的记载都很短,然也看出和天下所有的学生一样,父亲也要赶作业,学习之余和同学结伴游庙会逛集市,父亲的形象便有点鲜活起来。
后来又在网上查到父亲曾做过《清华周刊》的编辑及主编,2017年,也是清华毕业的二姐借毕业50周年众校友返校之际,去清华图书馆档案室找到了当时的《清华周刊》,并将有关的资料复印下来。近日,《清华校友通讯》编辑部通过清华大学图书馆特藏部,得到了以下十几幅清晰的珍贵照片,真是感激不尽。
《清华周刊》是当时清华的重要学生刊物,上至总编下至发行大都由学生担任,公开发行,学校有一点资助。该刊是很多清华学子发表论文、书评诗词等的重要阵地,在当时也是影响力很大的刊物。资料显示从《清华周刊》第三五卷第一期起(1931.2.28出版),父亲便成了周刊语林组的一位编辑,此时他是大一的学生。
1931年3月,《清华周刊》社同人摄影,第二排左9为马玉铭
在《清华周刊》第三五卷第二期中(编辑出版人员名单同第一期),有一张“本届周刊社同人摄影”(二十年三月),即1931.3的合影。经辨认,第二排左起第九位的便是父亲马玉铭。
从《清华周刊》第三五卷第七期起,编辑部的名单与以前略有不同,原来分组的编辑名单,现统一在一起,最后一位是父亲马玉铭。第三五卷第八、九期合刊,为清华成立二十周年纪念号,编辑名单中最后一位仍是父亲。
《清华周刊》第三六卷12期目录
在《清华周刊》第三六卷12期(1932.1.23出版)首页,刊登了父亲马玉铭的《西汉奴婢制度》一文,这也许是他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此时他才是个23岁的大二学生。这篇论文共有26页,既有对史料的详细考订,又有对西汉奴婢制度的历史思考。一个大二的学生能写出这样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实属不易,也看出父亲的才华。后来在网上查到,该篇文章曾被数篇论文提到过。
在该期目录之后的一页列出了“本社职员名单”,再下一页是一张本社职员的合影,但人数比名单中少了很多,可惜没有对应的姓名位置说明。经家人辨认,后排左3为父亲马玉铭。
《清华周刊》第三六卷12期刊登的本社职员合影,后排左3为马玉铭
在《清华周刊》第三七卷第十一期的本刊职员名单中,父亲马玉铭负责推销股。自《清华周刊》第三九卷第一期(1933.3.15出版)起,父亲便出任该卷总编辑。身为总编辑,每期的策划、稿件的征集审阅及出版发行等均需操心,没有能力及热情是无法胜任的。联想到第三七卷第十一期中父亲出任推销股,也许是他提前熟悉编辑出版各环节,为出任总编辑作准备。
《清华周刊》封面
在该期的“本刊职员一览”中,除总编辑马玉铭外,注意到文史栏主任是夏鼐,夏鼐著的《燕园清华园日记》(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10月)一书中,提到了相关事宜。
夏鼐《燕园 清华园日记》封面
夏鼐在1933年2月22日 星期三的日记中写道:
续作书评2000余字。吴春晗向我提起周刊社邀我做文史栏主任的事,我允加以考虑。下午马玉铭来,又谈起此事,我仍不肯便加允许。好名的心是一般人具有的,但是我不会拉稿子。假使自己做则功课太忙,至多仅能做三四篇,内容未必满意,而字数定不会多,故只好拒绝。但马氏允许与吴春晗及李峻之三人相帮忙。我说让我再考虑罢!晚间再去马、吴二君房中,约稿由吴君负责办理,尤其是出史学专号的时候,经他答应后我才答应马君。遂取回钱稻孙先生之稿回舍。
另外,在该日记的下面有一注释:马玉铭:笔名般乃,浙江东阳人,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第六级(1934年)毕业生,曾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夏鼐在日记中也称其为“马氏”“马君”等。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出版的书中看到对父亲马玉铭的简介。
夏鼐先生是中国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在清华求学时便显出他的史学才华,因此父亲任总编辑后,与吴晗二人力邀他作文史栏主任。日记中“晚间再去马、吴二君房中”一句,亦侧面证明了母亲曾说的父亲与吴晗在清华是同室好友。吴晗是浙江义乌人,东阳、义乌两县相邻,同属金华管辖。两位青年即是同乡,又同样爱好文史,成为好友亦自然。日记中还出现出史学专号之事,看出父亲对周刊出一文史专号已作筹划。
在夏鼐接下来的数篇日记中,都记录了父亲、夏鼐及吴晗等这群清华学子为出版好周刊“文史专号”的努力。
1933年3月9日,星期四:晚间送稿与马玉铭君,顺便与吴春晗谈。
3月17日,星期五:马玉铭君来,谓《周刊》拟于第6期出“文史专号”,已发函至史学系各教授索稿,要我有便去催取稿件。为了“文史专号”出得有份量,发函向教授索稿。
3月24日,星期五:周刊社编辑部开会,本学期拟出12期,第5、6期合刊为文艺专号;第8、9期为文史专号;第11期为自然科学专号;12期为社会科学专号。若文史专号能集稿16万字即无问题。本学期经费,校助3500元,每期300元左右。(印刷费每页2.25元,每期八九十页,约8万字稿子,每千字8角,第1期印1500份,第2期以下仅1400份,副刊仅1200份。)
3月26日,星期日:返舍时见案头有马玉铭君留字“文史稿今晚请预备妥当,明晨送去付印”。
3月29日,星期三:下午马玉铭君来询问文史专号有几篇稿有把握,我摇首答之。
4月24日,星期一:下午马玉铭君来,询“文史专号”稿件甚罕将如之何。乃往见吴春晗君,托其代拉稿子,并约其自作之稿,至少2万字以上。今日下午西洋近百年史没有去上课,便是因为与吴君在合作社中接洽这事。
4月26日,星期三:往晤马玉铭君,据云文史专号稿有朱自清、顾颉刚、郑振铎、钱穆、闻一多、黄节诸氏之稿,但字数不多。
4月24日文史专号稿件还很少,夏鼐为此下午翘课急与吴晗商谈。4月26日柳暗花明,终于筹到多位教授稿件。
4月27日,星期四:晚间与马玉铭、吴春晗商酌“文史专号”稿件排列方法。
从夏鼐日记看,此三人是出“文史专号”的骨干,为文史专号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另有李峻之君,不幸于4月病故。在文史专号的最后,父亲写的“编后”曾提起。)
1933年《清华周刊》第八期“文史专号”目录
从《清华周刊》第三九卷第八期“文史专号”的目录看,作者多为名学者,果然分量重。目录中有“清代花雅两部盛衰史略”青木正儿著,般乃译述。青木正儿(1887—1964)是日本著名汉学家,中国文学戏曲研究家,这是父亲以笔名“般乃”译述的文章。另有任主编的父亲以笔名“般乃”写的编后,这也是我们见到的父亲留下的不多的文章之一。编后不长,主要段落摘录如下:
名为文史,是为“亦文亦史”而言。就本期内容观之,文史二项皆具备了。史的方面,钱穆先生的“战国时洞庭湖在江北不在江南说”,虽觉稀奇,然决非响壁虚造,作“瞎子断扁”般的臆测。这问题,希望读者读了本刊钱先生所发表的这篇文章以后,能引起剧烈的讨论。顾先生的“五德终始说残存材料表”继读他的前次在清华学报上所发表的名著“五德终始说”而作,其名贵可想而知。
文的方面,黄晦闻先生和朱自清先生对于“乐府清商三调的讨论”,最可注意;像这样的文章,本刊非常欢迎。郑西谛先生的“姚梅伯的今乐府选”,尤为难得。郑先生是我国今日研究戏曲唯一大家,旧曲珍籍收藏之富,海内莫匹。以他这样渊博的学问,来讨论这个问题,是最适当不过的。他现在这篇短文,阐明历来传说“今乐府选”有五百卷说之非当,复近而讨论此书好处和坏处,实启示我们喜欢研究中国旧曲人不少。
此外梧轩君的“战国诸子的历史哲学”,作民君的“魏文侯一县之政治与学术”等等,都是细心之作,颇值诵读。
付印以后,钱穆先生在百忙中又交来“重答李峻之君对余周初地理考”一文,不禁越加油然使我们记起刚才与我们长别了的友好同学李峻之君。他,这位篤学深思的青年,竟这样匆匆的辞去了我们,任凭我们大家异腑同心同情地在这里悲哀他了。
笔者文史外行,只是觉得编后语中对文、史各篇文章的介绍短则一句,长的三四句,既点到主题,又能引起读者兴趣,体现了编辑的能力。编后语最后对友好同学李峻之的长别,表达了“异腑同心同情”的悲哀。另据“百度百科”“李嘉言”的介绍中,有“李峻之曾任《清华周刊》39卷历史版编辑,其故后,5,6期仍具名,本卷总编马玉铭(笔名般乃,六级,中文)编后语中为之纪念”的说明。
“文史专号”职员一览表,马玉铭任总编辑兼副刊(国内)主任
在“文史专号”本刊职员一览表中,父亲任总编辑兼副刊(国内)主任。编辑名单中,除了有《人文日新纪念碑》一文中提到的许多1934届校友外,还可看到钱伟长(新闻栏主任)及钱钟书出现在编辑名单中。
1933年5月,侵华日军铁蹄临近北京,城内已非常紧张,夏鼐在5月22日星期一的日记中记到:
下午有紧急通告,梅校长于下午3时召集全体同学谈话,云接何应钦通知,当局已决定死抗,同学如欲返里,可以请假返里,下学期再行补考。散会后同乡即议决一齐返里,我即往银行提款,决定明天南下……晚间将文史稿交于马君,即开始整理行囊。
这是夏鼐的《燕园清华园日记》中最后一次记载到与父亲的接触。彼时战火已近北京,同学们纷纷返故里避战火,作为周刊主编的父亲仍在收集稿件,仍在坚持。
《清华周刊》第四十卷第十一、十二期(1934.1.8出版)的职员表
自《清华周刊》第四十卷第一期(1933.10.23出版)起,父亲不再担任总编辑一职。在该期周刊社职员表中,原先的编辑也改称为校内特约撰述人,父亲马玉铭的名字出现在其中。在《清华周刊》第四十卷第十一、十二期(1934.1.8出版)的周刊社职员表,父亲的名字仍出现在校内特约撰述人名单中。以后可能临近毕业忙于写毕业论文,他不再担任《清华周刊》的工作了。在该期校内特约撰述人名单中,我们还看到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夏鼐、吴春晗、钱伟长、季羡林、翁文波、费孝通、曹葆华等,真是人才济济。另外,除了校内特约撰述人58位外,还列有校外国内各地的特约撰述人16位,以及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国外特约撰述人8位。
父亲在《清华周刊》的工作离开现在有90多年了,霍金写《时间简史》,以量子引力论研究时空,然对常人而言,时间也许永远是个科学之谜。所有的一切都在这个维度中发生,它只朝一个方向运动,生命在此消耗,然而生命的价值与精彩也由此呈现。
幸有现在发达的网络,辗转找到的《清华周刊》相关资料,还有季羡林、夏鼐两位大学者的清华园日记(特别是后者),将它们联起来阅读研究,终于寻迹到90多年前父亲在《清华周刊》的那段精彩人生,虽只是部分,也足让我们感到欣慰。这些资料体现了父亲在学、研、编方面的可贵担当,也有与清华学子菁英合作,推进文史学研的脉络与花絮。另外,从《清华周刊》的编辑(特约撰稿人)名单中,也体现了后来成为我国文史、科学大家的清华同学群体的早期活动。所有这些,都能让我们获得诸多感悟及激励,而将这些珍贵史料整理成文,也是对父亲的一个纪念吧。
父亲清华毕业后,先是在安庆省立一中任教,1937年抗战爆发后去了重庆,先后在物资局及驿运总管理处工作,1940年与母亲结婚。抗战胜利后回沪,在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工作。解放后,在华东工业部益民公司工作,1950年9月病故。文史研究一直是他的业余爱好,有论文若干篇散见于一些杂志上。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图书资料/资料索引”中,能查到父亲写的数篇论文。观其一生,最闪光的一段,还是在清华学习及在《清华周刊》工作的那些年。
(作者马立华为马玉铭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