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吴峨（1958电机）

大家都知道屹立于清华校园中心、大礼堂前草坪南端的日晷仪是1920年（庚申年）毕业生送给母校的礼物，但它当年阙成情景和后来几十年经历了一银二石、至少三易其位的坎坷历程，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把这段真实历史搞清楚是有意义的。

1981年4月底清华七十大庆时，我和夫人李孝美（1960建筑）陪父亲李庆善（1921辛酉年毕业校友）和华夙翔伯伯（1920年庚申年毕业校友）等四、五位老人在校园中散步、摄影，走到礼堂前日晷处，华伯伯抚摩上下，激动不已地说：“就是它……当年我们给学校的礼物。”过了几天，华伯伯来信：

昨爸爸和陈伯伯来，谈起那件日晷仪，当时只顾忘情欣赏，竟忽略了这纪念品摆在什么地方，校中何时何人将它修复？回忆那美丽日晷盘乃银胎烧珐琅。1920年夏经我手在北京老天利刻制。据传于抗日动乱中为人劫走。所余石刻遗留在旧高等科门前草坪上，今所配晷盘比往日更浑朴瑰伟，更实用，更可延年。

希望您贤伉俪就近向校方打听：何时何人重制此晷，并示知其位置，以便告知1920年数同学，并好感谢学校恢复此旧物之盛意。

受华伯伯的委托，我们向校长办公室打听了日晷恢复及其位置的变迁的情况，并告诉了华伯伯，不幸他于1984年3月患癌症在北京逝世。过不久其子华福松寄来了一份华伯伯遗作《庚申级毕业献礼》，并附函：“这是父亲一篇遗作，原打算投稿《清华校友通讯》，因病未修改完，后来在医院中他告诉母亲，还是寄到清华去。”这篇遗作后登在《清华校友通讯》第十期，它详细叙述了日晷仪的来历和变迁，现将其敬录如下：

1920年春，庚申级即将毕业，同学们集合，商讨大家分手前应作些什么，会上决定成立若干小组，其中之一就是做一纪念品向母校献礼。反复磋商，大家选定了日晷方案，同学们集资造一座日晷仪，摆在高等科草坪上，供同学们上课守时的参考，同时含有惜阴、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意思。

这是一种科学和艺术作品。我们立即感到了两重困难：一是知识不足，二是时不我与。鉴于日晷设计、制造毫无经验，须从头学起，再加上毕业考试、体育达标、校政的意见、留学选科选校无不日夜孜孜，相当紧迫，分手前想举行献礼仪式势不可能。惟望出国以前将日晷造好，请学校安排在适当地方。我居天津，距校近，同学遂责成我主其事，至今想起还觉得那仑忙之感。

日晷盘由美国数学教员海晏士（Heinz）依照北京经纬度绘制。委托北京著名景泰蓝厂老天利用银胎珐琅烧成。晷座用汉白玉请精工在校内开雕。文刻四面、二中二洋。正面中文“庚申级立”，背面英文“Class of 1920”；一侧中文“行胜於言”，另侧拉丁文“Facta Non Verba”。中文请邹宗善书，外文是我的拙笔。暑假中往来于津京，终于视其阙成，由学校放在高等科右侧草坪上。当时正值假期，无典礼可行。惟留此片石，聊表庚申级八十一个同学不忘母校八年（有的是四年）谆谆的培育，同时亦供万千同窗们永志争分夺秒之用。

今岁母校七十大庆，幸躬逢其盛，仍询日晷情况于吴峨、孝美伉俪两同志，即蒙导至其所，当见它巍然挺立，立觉心怦意震，久久不能平息，抚摩上下但见其虽仍故壁，却远胜故壁，残纹断缝正显示其经风斗暴的雄姿，石盘钢指更增延年抗腐之劲质。遂同辛酉1921诸学友环之摄影以留念。回首六十一年之今日，此石当在孕育中，孰意周甲后，它竟伴母校历尽了几番坎坷，但仍闪烁着无限峥嵘。祝愿它永随母校万代长存。

吴峨、孝美贤伉俪曾为我向校领导了解日晷的经历。据校长办公室主任何介人同志回忆，解放前（约1948年前）日晷就摆在大礼堂草坪前，日晷盘已是石刻的了。后来“文革”中日晷被人砸坏，迟群霸踞清华时，大部（份）“批斗大会”都在草坪上召开，为了扩大场地，把椭圆形草坪切成长方，并强令铲去草皮，原来放日晷地方被补上水泥，日晷亦不知何处去了。“四人帮”打倒后，学校逐步收复清华旧物，日晷从乱石中找了，但日晷盘已不见了，校领导决定请校务师傅加以修复。座是原来的加以修补，盘是新做的。为了仿制新盘，师傅还特别到故宫看了日晷仪的样式。校庆前两三天才摆了出来。何介人同志他们考虑放在礼堂前草坪正前方比较显目，也大致符合原来位置。从何介人同志回忆里可以看出日晷已三易其盘了，一银二石，其座亦至少三易其位，其中还遭到一次“蒙尘”于乱石之堆。这区区片石，在六十多年中，在学校有力援救下，已取得了两次新生，它的新生，恰恰反映了我校七十年来所走过的坎坷激变历程，清华前身，本在黄龙旗下降生，经过了五色、洪宪、青天白日，才到解放了的五星红旗。从一小小游美学务处在几十年动荡忧患中不停地发扬光大，直到列身于世界名学府行列之中……

最近我访问了原校园处长郑宗和同志，他说，1946年到清华工作时，就看到清华学堂前的大理石日晷了。1971年在西院东边乱石中找到了日晷的基座，为了保护它，他就地挖了坑，埋入土中，直至1977年刘达主政清华时，将其取出，并按梁思成先生的日晷白描图，请建筑系老师重新绘制图纸，将其座修补，重制大理石日晷盘，最后将其放于礼堂前。这就又补充了华伯伯遗作中关于日晷仪变迁的一段详情。至于梅贻琦主政清华时，日晷盘重刻成大理石的历史现在还无法知道。

如今，学校早已正式将日晷仪基座上刻的“行胜於言”四个字定为校风，我想恐怕华伯伯他们在当年也不会想到会有这样的事，在九泉之下今天知道此事一定会十分高兴的。

虽然在遗作中他并未对为什么刻“行胜於言”多说什么，但从它是刻在日晷上这一点，以及华伯伯遗作中我们看到的当年清华学子急于学成、干番事业、报效国家之心情，我们可看出“行胜於言”既是他们在校之恒言，也是他们一生的座右铭。华夙翔、李庆善学长都是天津人，自幼都家庭贫寒，华三岁丧父，李从小作布店跑堂学徒，但都刻苦勤读。清华学堂高等科毕业后，赴美留学，都入麻省理工，一学造船，一学机械，学成后都拒高薪聘留，而回国搞实业。华任中央飞机制造厂中方厂长，1949年在香港响应党的号召组织发动了两航起义，解放后任中国民航顾问。抗战最困难时，李在桂林任广西纺织机械厂厂长，从铸造零件到织出布匹只花了三年时间，成为大后方著名的生产基地。日寇占领桂林时他随最后一班难民逃出，还是由华夙翔开车接他离开。他们一生的为人行事真可谓“行胜於言”的忠实实践者。

华伯伯和我的岳父只是万千清华学子中的普通的两位老人，现在想想无论是实业救国的老一辈，还是“一二九”时“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而投身战斗的革命者；无论是以身许国，隐姓埋名的两弹一星的元勋，还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年青学生，他们心中无不系着国家、社会、民族，他们身上无不具有锲而不舍、百折不挠之精神。这是清华万千学子的共同点，也是“行胜於言”的核心内涵。

清华的校风不是一天形成的，朱自清先生说过：“清华的精神是实干。有些人谈清华精神，强调在学时期的爱清洁、守次序等，乍看这些是小事，可是实在跟毕业后服务时期的按部就班的实干精神密切地关联着的。”的确，校风的形成一靠环境之陶冶，二靠人格之影响。曹禺在1984年写的《水木清华与雷雨》中，回忆自己在清华写《雷雨》的情景时他写道：

……在我个人的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到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世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我有无数的人像要刻划，不少的罪状要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做“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和灵魂。从下种到结出果实，大约五年，这段写作的时光是在我的母亲——永远使我怀念的清华大学度过的。

我写了许多种人物的小传，其数量远不止《雷雨》中八个人，记不清修改多少遍废稿，这些残篇断简堆满了床下。到了1932年，我在清华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这部戏才成了一个比较成形的样子。

我怀念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时常在我怎样想都是一片糊涂账的时候，感谢一位姓金的管理员允许我进出书库随意浏览看不尽的书籍和画册。我逐渐把人物的性格和语言的特有风味揣摩清楚，我感激“水木清华”这美妙无比大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在想到头痛欲裂的时候，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浮荡的黄咀雏鸭，感到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

从这里我们看到清华园怎样让天才艺术家的“愤怒”和“同情”锤炼成不朽之作的。

环境的陶冶和人格的影响是给予清华学子的两种无形的力量，被两岸都称道为校长的梅贻琦先生可谓实行校风的典范，他一生由少而壮，由壮而老，整个生命都给了清华，他是历任清华校长中任职最长的，他有句名言：“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在任内他延揽名师，广聚人才，完善学科建设，推扩通才教育，提倡学术自由，造就了清华史上名家辈出的黄金时代，但梅贻琦不爱说话，因而得了“寡言君子”的名号，他的为人行事可谓“真君子”。他的人格魅力影响两岸至今。

日晷仪的来历和变迁正如华夙翔老学长所言“它竟伴母校历尽了几番坎坷，但仍闪烁着无限峥嵘”，“残纹断缝正显示其经风斗暴的雄姿”，由物及人，清华所推之校风“行胜於言”的核心内涵也正在于两点：一是社会责任感，二是百折不挠，追求完美。靠这两点“清华人”这一群体，得到了社会上公认的“不尚空谈，重实干”的美誉。